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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意见的不知情状态和对信任非常有害的“众人致误现象”模式。
为了给人们对于周围的生活世界熟悉和亲密的感觉，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那
些在与公民的日常接触中代表公共机构的人，那些在当代社会巨大的非人格机构
的“门口”工作的人：政府官员、职员、警察官、银行出纳员、护士和医生、海
关官员、售货员、征税员、老师和教授、牧师等。他们对客户或顾客的态度可能
是友好的、助人的、理解的、合作的。他们都在系统的“入口处”起作用（Giddens
1990a ： 90 ）。当他们展现专业水准、严肃性、能力、信任、关心他人、乐于
助人时，他们的举止可能使人的信任散发出来。在另一方面，在“入口处”的任
何不好的经验，任何让人感到挫折的接触——甚至替代性的，通过媒体而不是个
人获得的——根据我们不信任“自底向上”蔓延的假设，会立即成为对整个系统
的概括性感受。“对特殊的抽象系统的信任或缺乏信任的态度很容易受到在入口
处的经验的强烈影响……在入口处的不好的经验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一种
犬儒主义（cynicism）的服从，或者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从整个系统脱离出来”
（Giddens 1990 a： 90…91）。对所有具有高度社会可见性的职位进行大量的培
训、小心谨慎地审查、高度选择性地招募——首先包括所有的政治官员——是普
遍的、机构的和职位的信任的先决条件。
为增强责任性，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民主制度。就像将在第七章被详细论证
的那样，在民主与责任性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从最高的政治系统开始，通过选
举、分权和相互的检查与平衡，以及立宪制度和法律规则——它们像约束公民一
样约束政府，民主的政府是责任性的。公正审查的立法、独立的法院和各种有效
率的强制机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结构框架必须被合适的行动所填充。因此
在立法和司法中必须没有自由意志、专断、或对法律的特别机会主义的延伸或修
改。宪法不可更改的原则必须准确地界定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基础，并包括防止轻
易修改的条款；它们必须具有无限延伸的光环。法律的实施对所有的公民必须是
平等的，不考虑他们的地位。法律的强制和公民的义务必须是严格的，而且必须
不能允许例外。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方法防止犯罪。但是另一方面，必须确保公民
最基本的权力。也许在后共产主义条件下，最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权。稳定的私有
化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是必需的。清晰而准确的财经法律、银行业条例和
商务法规必须保护投资和经济交往的安全。严格而一致的流通政策必须恢复人们
对本国货币的信心。
/* 64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对政策的尝试性建议—信任教育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与行动的结构和制度环境相关的因素。但是我们
的模型提出，必须给予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作用的行动者以同等的注意。企图塑
造他们与信任和可信性相关的个人素质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措施在于教育的支持。
信任教育包括很多方面。
首先，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提高公众的启蒙水平（实际的知识）和道德
的敏感性。为建立信任，“受过教育而有辨别能力的公众是必需的”（Giddens
1991： 173）。“事实上，在有道德敏感性和富有想像的洞察力的互动中，认知
能力对有效的公民资格具有重要意义”（Bellah et al。 1991： 178）。它是
“注意”并形成“关于事实、未来和他人的”（Offe and Preuss 1991： 95 ）
见多识广的判断的先决条件。只有相当水平的教育才能避免天真的、盲目的信任
和强迫的、偏执狂的不信任的缺陷。教育必须被看成“文化上的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 ）（Lash in Beck et al。 1993： 123）的核心方面。
其次，在健康的、紧密的和亲近的家庭生活中存在着隐含的教育。“信任倾
向的心理发展需要广泛的投资，特别是由像父母这样的他人的投资”（Hardin 1993
： 515）。亲密的家庭生活在培养信任的过程中是重要的早期力量（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 31 ）。因此，所有的意在改进家庭条件的政治方法都对建
立信任有间接的帮助。
第三，在学校中必须直接地强调信任。在师生关系中和学生之间建立和维持
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在学校的课程中，尤其是在历史和文学的学习中，强
调信任的榜样。
第四，为在人们意识中提高信任的重要性，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唤起传统，强
调生活习惯、规则、风俗的连续性。“在传统社会中，有更多的个体论的安全和
信任。传统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未来至少部分地是可预测的，它将遵循传统的方
式”（Giddens 1991： 48 ）。当传统的社会不能——或者也许不应该——恢复
的时候，它可能在替代性的经验——强调信任、荣誉、忠诚和其它传统美德的艺
术、文学、传媒——中被富有想像力地再现。
第五，必须努力在人们的想像中把信任与其它有用的道德资源联系起来。例
如，通过求助于宗教并从它那里借用对形而上的信任和信任他人的更世俗的品质
的强调，我们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宗教也可以为信任提供很多有说服力的榜样
和证据，它们可以在殉教者、圣徒、先知和英雄的行为中被发现。“如果我们有
足够的运气，生活在保持有某种道德和宗教信仰——它的一个影响是它本质上激
励合作——的社会中，我们可能很好地利用它们”（Gambetta 1988b： 224）。
“信任可能作为责令诚实和互爱的道德和宗教价值的副产品而出现”（Gambetta
1988b ： 230）。
第六，必须开放对信任和不信任论题以及它们当前的例证的直接的或通过大
众媒体的公众讨论。鲍克所称的“关于道德选择的公众谈论”“在课堂、专业组
织、政府中都是必须的”（Bok 1979： 103）。“这种公共谈论基本上是通过它
们引起的这种呼吁和辩论的实践来发展更细微地调谐（finely tuned）的道德意
识”（Bok 1979： 98 ）。
第七，一定不能只通过规则（precept ）来进行信任教育，还要通过日常的
经验。信任必须通过被奖赏来表明是值得的，而背叛信任必须通过被惩罚来证明
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与欺骗相联系的激励体系被改变了：从短期来看，如果
通过欺骗所得的收获减少了，而诚实变得更有价值了，整个社会……都将获益”
（Bok 1976： 260）。作为最终有益的行为习惯的信任的工具性价值必须被证明。
信任必须与自我利益联系在一起。例如，为提高人们对政权制度或政府的信任，
“鼓励公民分享增进他们的利益并确认他们的利益确实被增进了的工具性理由将
是明智的”（Parry 1976： 142）。相反，社会控制机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必须保证背叛信任将被谴责，而不只是没有好处。
注 释
1 就像吉登斯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个人变得越是面向未来，在他的行动中信
任的适用性就越大（Giddens 1991： 91 ）。
2 正好比较20世纪90年代末的波兰与东德，或比较20世纪70年代末的波兰与
今天的波兰。
3 让我们注意到，尽管结构的条件——稳定、透明性、熟悉等——产生较低
的背叛信任的可能性，并因此引起信任，在个人有资源的情况下，背叛信任的可
能性并不小，但是对这种背叛和它们所预示的损失的相对（主观的）承受性是较
高的，并因此给予信任的意愿就倾向于增长。
4 这是为了避免在一种更多的、新的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这个高度流行的概念。
5 或“社会资本”，这一次是在由普特南所提出的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
语（Putnam 1995b， 1995c， 1996 ）。看来，普特南通过定义，在他的“社会
资本”的概念的内涵中把信任与网络联系起来并不是偶然的。他的直觉是对的，
但是在我的分析中，这种联系不是来自于定义，而是来自经验的因果关系，通过
为信任提供备用保险的机制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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