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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古德伦对一夜辗转难眠的杰拉尔德说她第二天就走。她不想偷偷走掉，让杰拉尔德认为她怕他。然后，她和小个子艺术家一起去滑最后一次雪。两人正在山里头玩得高兴，杰拉尔德来了。他先把艺术家打翻在地，然后转身扑向正来救援的古德伦，用坚硬强壮的的手卡住了她的喉咙。他看着她那的脸渐渐失去知觉，眼珠向后翻动。他觉得她是那么丑陋，自已是多么满足，舒服。古德伦挣扎得精疲力尽，慢慢地，她几乎不动了。杰拉尔德的身体突然瘫软下来，他感到一阵可怕的松驰和解脱，他不知不觉地松开了手。“这样做不是我的本意，”他灵魂深处在作出厌恶的最后忏悔。他跌跌撞撞地走上了山坡，心里说：“我受够了，我想睡觉，我受够了。”他在雪山中徘徊了一整夜，最后一下子滑倒在地，同时感觉灵魂中有一根弦崩断了。
次日清晨，杰拉尔德的尸体抬了回来。古德伦不愿见任何人。她不知该做什么，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于是，她给伯钦和厄秀拉打了一个长长的电报。第二天，他们俩赶到了小客栈。厄秀拉泪流满面，古德伦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她向他们叙述的事情前后经过，她感到恶心，也不愿做任何辩解。伯钦带着冷漠的神情走开了。他去看了看冻僵了的尸体，然后翻山来到杰拉尔德出事的地点。他心头一阵悲凉。他认为杰拉尔德完全可以走出那雪谷，是他弃生了。然而他为什么要走出来呢？那是出路吗？一整天，伯钦默默地处理着这样那样的事，忍耐着没有失态。但到傍晚，他由于心灵的饥饿，再次走向杰拉尔德。看见躺着的好朋友，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手中的蜡烛差一点掉下来。随着一声刺耳的抽泣和哀鸣，眼泪夺眶而出。厄秀拉惊恐地站在他身后。过了好半天，他对厄秀拉说：“如果我死了，你会知道我并没有离开你。”“那么我呢？”厄秀拉问。“你也不会离开我的，”他说，“我们对死亡不必感到沮丧。”厄秀拉问他：“可是你有必要为杰拉尔德感到沮丧吗？”“有。”伯钦答道。
五、最遥远的旅行＊
写完《恋爱中的女人》，看到小说的出版遇到那么多麻烦，劳伦斯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写别的东西。他找了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的小说来读，突发奇想，要去遥远的美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去遥远的蛮荒之地。那个地方将变成一所学校，一座修道院，一个伊甸园和一个金苹果园——一个新天地的萌芽。”可是，英国政府拒绝给他签发护照。于是，他跟朋友们说，他不写作了，去当农夫。他跑去买了本《小菜园中优良蔬菜的裁培》，认真开了一个菜园，悉心管理，结果收获了大量的胡萝卜、豌豆、蚕豆、莴苣、芹莱、菠莱等十几种蔬菜，大大超出了他的需要。见到菜园那么漂亮、可爱，充满生命力，劳伦斯深感满足。住在康沃尔郡时，他还同毗邻的农场主霍金一家结为朋友，经常去帮他们收庄稼，翻晒干草。夜里，或与他们聊天，或下棋打桥牌。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哈格斯农场那段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不过，劳伦斯并没有停止写作。1917年至1918年间，他无心创作小说，却写了一些评论文章，还完成了一本研究美国古典文学的著作，此书涉猎富兰克林、库柏、爱伦·坡、霍桑、梅尔维尔和惠特曼等作家，文笔生动，气势不凡，独具慧眼，是一部研究美国古典文学的佳作。
1919年初，劳伦斯又开始动笔创作小说。小说名叫《阿伦的黎杖》，这一本的进展比较缓慢，时断时续，到1921年5月才完成。部分原因是他把一些精力花在了一些能增加经济收入的作品上。他在这其间写了一本小册子、一个剧本，还有好些短篇小说；但主要原因还是劳伦斯情绪十分底落，朋友们对他的信念越来越无动于衷，他们没有他的幻想和认真劲儿，也没有他那种热情和勇气，当时他悲哀地在一封信中说：“在这个世界里，我没有朋友，也没有熟人。”但这也无须惊讶，因为从那时开始，就连他本人对创造人类未来的信念也难以维持了。他头脑中的“瑞耐宁”已经成了“没有那些人的
‘瑞耐宁’”，而他原先设想中的“瑞耐宁”则是由“那些人”，即少数几个精英来实现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不太妙的变化。在此之前，劳伦斯的全部作品都是以对人类的关系和潜力的坚定信念为基础的，而如今，这种信念似乎维持不下去了，他痛苦地说：“我发现我对人厌烦透了。可是写小说又不可能不写人，所以我对小说打心眼里失去了兴趣。”劳伦斯这一阶段里的小说不很出色，就连得了布莱克奖的短篇《迷途的姑娘》也有不少读者不很喜欢。劳伦斯和费丽达的挚友、英国小说家凯瑟林·曼斯菲尔在给朋友的信中，由对这篇小说的看法引伸出一大篇议论，说劳伦斯“否定人类，缺乏想象力。”虽说她说得有点过，但劳伦斯自此以后的小说在涉及到人类的关系时，其想象力开始有些粗糙，不如《虹》和《恋爱中的女人》那么鲜活，却是确确实实的。倒是他的那些描写鸟兽花草的诗歌依然清澈明亮，不存在以偏见的目光看待的世界。劳伦斯一贯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首要的责任就是拯救或创造自己的灵魂，如果不具备这种责任，那么，他对于自己、妻子、他的国家和民族，都毫不无价值。观物外之物，是劳伦斯超凡入圣之处，然而他的这些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所说的“幸福”和“永恒的生命”的实现完全立足于现实的实践。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等作品中充分的阐述了什么是“幸福”和“永恒的生命”之后，他想实现它们，让芸芸众生得到它们。1918年前后，劳伦斯的精神支点是英国历史学家吉朋。劳伦斯通读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并在此文之后应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约请写了一本欧洲历史方面的教科书。其间，在与有关人员的接解中，劳伦斯曾说；“我感到了某种历史的情绪。这种情绪接近吉朋的结论。主要的感觉是，人总是相似的，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必须不屑一顾地观察种族群体……从中找出几个人……统治他们。”劳伦斯认为，这几个人就是个别的领袖人物，或“偶像”，他们是民众的组织者、引导者、历史的创造者。劳伦斯对历史发展的信念是：这个时代终将被智慧的时代所取代，到那时，人们消除了挣扎于内心的对立因素，并懂得了以直觉和赎罪方式与其他创造物共处。但是，要开创这样的黄金时代要依靠伟人，而这样的伟人是芸芸众生中第一位将新智慧付诸实践的人。劳伦斯在他写的那本教科书的结尾写道：“民众的意志必须集于一人。他的意志优于民众的意志。他必须是经过挑选的，但同时又必须单独向上帝负责。”在《无意识随想》中，劳伦斯清楚地阐明：“领袖们承担责任，就是要让那些追随者永远摆脱寻求出路的负担，摆脱对总体上的事情负责任的讨厌的负担，使民众能够重新变得自由、幸福和自为，把事情留给强者来办……除了要做选择领袖的事之外，让大多数人自由吧……但是，人们一旦选定了他们的领袖，就必须在肉体和灵魂上甘愿服从。让他们只为了生活而选择领袖吧。”他在《无意识随想》中阐述的是一种既是心理学，又是宗教学的新鲜理论。他知道读者会认为它是一派胡言，评论家默里认为，“有一些是，但另一些是那些心理分析专家想得到而又无法企及的东西。”总之，其中的一些想法使劳伦斯走上了极端。当然，这不仅是他从历史中领悟出来的，对他影响更深并招致他绝望的是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争中麻木，愚昧的人类的表现。1918年11月11日是宣布停战之日，劳伦斯夫妇和一些朋友举办了一个即兴聚会以示庆祝。劳伦斯是屋里唯一一个郁郁寡欢的人，据他的朋友，评论家戴维·加尼特的回忆，劳伦斯当时对他说，你以为战争结束了，我们又回到战前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中去了。可是，战争不会结束，仇恨和罪恶只会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战争还要爆发。外面的人以为德国被永远摧垮了，但是，德国不久就会东山再起。即使战斗停止了，灾难也将会更加深重，因为人人心里充满诅咒和仇恨，而仇恨又会以各种形式渲泄出来。这比战争还要糟。不管怎样，这个世界上决不可能有和平。劳伦斯去世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劳伦斯的忧虑不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