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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之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这让我想起在 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读到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是刘瑜。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灭老鼠。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但我们，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 “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是的，惭愧！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不难想象，一个连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会怎样对待其他动物，怎样对待人！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我读先秦诸子（二）
三 读孟得义
再说读孟。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义，是对“仁”的补充。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这就需要“义”来补充。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所以我们只能说“大义灭亲”，不能说“大仁灭亲”。仁与义，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读了《孟子》，总想起身做点什么，哪怕找人辩论！孟子是好辩的。他的话，也很雄辩。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比如他去见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惠王问他：老头！不远千里而来，总归对敝国会有什么好处吧？这在当时的诸侯，大约也都会这么想、这么说的。孟子却直通通地顶了回去，说：大王！为什么开口闭口就说利益呢？只要说说仁义就行了！接着，孟子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口气说出为什么不可言利的道理，最后得出结论：王！你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讲利？
为了体验孟子的这种气势，我们不妨将原文照录如下，请大家来体会：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讲了这一通以后，梁惠王是怎么回答的呢？没有下文，估计是被孟子的气势镇住了，或者说被噎住了。读《孟子》，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种对方被“噎”住的情况。因此不少人不喜欢孟子，认为他锋芒毕露，太过张扬。其实，孟子如此咄咄逼人，并不完全是个性使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核心范畴是“义”。前面讲过，义，是具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的。批判、否定、战斗都不容易。比如“大义灭亲”和“舍生取义”，难道是容易的？这就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持，而且这精神还必须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那么，在孟子那里，有这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吗？有。它就是“气”，也叫“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就不太好讲了（难言也）！但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它是正义积累的结果（集义所生）；第二，它和道义相伴生（配义与道）；第三，它一旦为道义和正义所培养（以直养而无害），就最伟大、最刚强（至大至刚），能够充盈于所有的地方（塞于天地之间）。这是孟子对公孙丑说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势源于气，气源于义。有义则有气，有气则有势。正义在胸，则气势磅礴。
义离不开气，叫“义气”；仁本之于心，叫“仁心”。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以孔、孟的“心气”也不一样。孔子是温和的。他喜欢曾子向往的那种生活：暮春三月，换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河边洗洗澡，舞雩（音于）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论语·先进》）。孟子则是刚勇的。他的自我定位，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当然，孔子也有刚勇的一面，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希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好衣服，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可吃（均见《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温情。这并不奇怪。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自然柔中有刚，孟子也自然刚中有柔。但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我的感觉是：孟子很男人，孔子很长者。
四 读墨得力行
再说读墨。
孟子是不喜欢墨子的。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氏就是杨朱，墨氏就是墨子，他们观点不同，却都被孟子骂作禽兽。这是孟子的偏见。其实孟子不必骂墨子，他们两人也不乏相通之处，这就是“行侠仗义”。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墨子侧重于“行侠”，孟子侧重于“仗义”。
孟子的“仗义”，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因为孟子是邹人，邹穆公就问他应该怎么办。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又据《离娄下》，孟子还曾经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都不含糊，真可谓仗义执言。
墨子的“行侠”，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