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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也不用向主人交地租。
杨继盛完全按照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来处理家内人际关系，是真正实践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和睦亲族、善待奴仆的人，他的家庭生活有和谐的方面，这是由卑幼、妻子、奴仆敬奉尊长、丈夫、主人造成的，这本身就有屈从的因素。杨继盛尤其强调主仆名分，他固然注意给奴仆以恩惠，给土地，给房屋，但这要以奴仆的绝对恭顺忠诚为前提，稍有不恭，特别是想离开主家，则要给以严厉的惩治，观其对麹钺的规定，以利滚利的方式要卖身价，何其严酷，所以在仁义道德之外，还有凶狠的一面。
杨继盛处理家庭关系的思想，同他处理与君主关系的思想完全一致，在家庭行孝道，在国家就是实行忠道。他在仇鸾事件上受迫害，没有学会明哲保身之道，反而更加嫉恨奸臣，更以忠君为纲领，以清厘治道为己任，不惜性命地弹劾权奸严嵩。“文死谏”，他实践了这条忠君的最高道德原则。他完整地接受了三纲五常的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身体力行，按封建道德讲，他是一个完人，也就是说他的忠君和他的孝道紧密联系，他是这两方面的楷模。
杨继盛的以身许国，得到身后之名，赢得了一片赞扬。还在明末，就出现以杨继盛参奏严嵩为内容的《鸣凤记》传奇，讴歌继盛。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为母亲做寿，演出《鸣凤记》，家人看了为之痛哭。黄宗羲的父亲、御史黄尊素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死于诏狱，黄家与杨家有共同经历，故而对《鸣凤记》有特殊感受。清朝最高统治者极为欣赏杨继盛的忠谏，顺治帝令中书舍人吴绮编写杨继盛的传奇，成昆曲《鸣凤记》院本，因为写得好，顺治帝一高兴不秩提拔吴绮，让他做杨继盛做过的官——兵部郎中，当时人认为这是“奇荣雅遇”（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乾隆年间宫中演出《鸣凤记》，孝圣皇太后看了很受感动，问现在朝中有没有杨继盛这样的人，乾隆帝回答说有个叫吴炜的言官和他有点相近，因为吴炜应诏上疏，有耿直敢言的味道（徐珂《清稗类钞》）。事实表明，皇家最需要杨继盛式的忠臣。杨继盛忠于昏君一人，他的死谏，表现了他的愚忠，既不值得，也不明智；他不度形势，不讲策略，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艺术，以死为能事，是愚蠢的表现；但他有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刚正不阿的骨气，高尚的气节。对他的行为，今人不能一味称颂，而应该有分析地给予批评和肯定。
第二部分 婚姻家庭（二）第十二节 明季一位塾师的惨淡生涯
如果读者获知王命岳的一段时间的生活状况，会对明末一个普通人家的生活及其艰难有个深刻的印象。
王命岳《家训》书影王命岳，字耻古，福建晋江人，生于明万历末年，死于清康熙前期，享年50岁。他19岁考中秀才，31岁成了举人，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中进士。他在给事中的任上，忠于职守，给朝廷上了关于吏治、漕运、救荒的奏疏，都关乎“军国大计”（《清史列传·王命岳传》）。传世的著作有《耻躬堂文集》。他在中进士以前的那一段生活极其艰苦，入仕后才改变了生活面貌，但为不忘昔日的艰辛，并为教育子孙后代，特作《家训》一文（《皇朝经世文编》收入）。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话，也是受这篇文章启发而来的。
王命岳家族，在其高祖的兄弟辈中出过进士，此后家业不盛，到他祖父时家里很穷。他父亲是病废的人，在社会上受人欺辱，在家中依靠老人养活，可是病一发作，就以打老婆解气。他祖父当家，吃饭的经常有10口人，生活来源极少，这个家很不好当。
王命岳母亲，家务之外，给人家做针线活，每日不停，夜间做到鸡叫，才休息一会，这样一天可以挣十几文钱。明季晋江大约400文可换一两银子，她一天针线活下来能得三分银子手工钱，可以买将近两升米。全家10口人，每天早、午两餐各用米两升五合，晚饭需米一升五合，全天要吃六升半米，家中缺粮时，一天只能吃五六升米。为照顾老人，王命岳母亲淘米下锅时，从定量中抓出一把米，存起来，间或给公公另做，让他吃饱，而她本人就经常半饥半饱，面容憔悴。靠她的缝纫工钱，王家就是这样的生活也不能维持。
王命岳在19岁中秀才后的第二年开始谋生，这一年有个朋友请他伴读，只供给一顿午餐，早晚还得在家里吃。21岁时，这位友人请他辅导孩子读书，办法是书由朋友自教，王命岳只是给那个学童看文章，自身还可以另外找事干。开始朋友讲的报酬是：每月三斗米，三钱银子蔬菜钱。工钱微少，王命岳核算一下认为合得来：东家留客相陪及知友请吃，以及参加学友社吃饭，大约一个月要去10天，自家开伙为20天；每日吃米七合五勺，20天用米一斗五升，尚可余米一斗五升；三钱银子合钱120文，每日用柴钱一文，三天用菜钱一文，20天用去27文，能剩93文，可买米一斗五升。这样自身吃食之外，有余米三斗，可供全家五六天吃食，有这点进项总比没有强，于是就应允下来。但是还没有去做事，那位朋友就变卦，表示愿意供给他伙食，而不再给钱米。命岳觉得这个办法自己是吃饱了，却没有剩余的银米养家，于是同朋友磋商，按当初议的条件办，但朋友坚持后一主意，不容商量，命岳为糊口，也只得照人家说的行事了。
王命岳不甘心辅导学童一职，在教书、自学之外，日夜给人家抄写，一天可以得七八分银子钱，和母亲的女红钱合在一起，家中勉强度日。
王命岳在东家用膳，吃的不会坏，想到老人吃不饱的情景心里就难受。有朋友同情他家穷，给他送好吃的，或者送好饭，他就借故将送饭人支开，把肉和饭送回家里给老人吃，要支开送饭的人，是怕人家知道了笑话他。有时和东家一块吃，饭菜好，他没法省下来往家里送，想到祖父、父母吃的糠秕之食，就难于下咽，索性装病，连饭也不吃了。
所以他在东家尽管饭食好，但心情不舒畅。
王命岳在贫困的煎熬下，仍尽可能地学习，在教书、抄写的同时，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一旦有机会参加科举，就有可能成功。他于23岁上死了父亲，守丧不能参加考试，27岁成为廪生，次年母亲故世，接着祖父亡故，如此两次服丧，又不能进考场，丧服完毕，31岁就中了举人。家里奇穷，又连遭大故，王命岳若没有坚强的毅力，根本不可能坚持学习。贫寒人家的子弟，要改变家庭和自身的面貌，往往能够立志，肯于吃大苦耐大劳，有不少人获得成功，相比之下，富贵之家常常出浪荡子弟，败家毁身。可见对清贫寒素者不可轻视，不可侮辱。一个社会能允许这些人奋斗，就有它好的因素，就值得肯定，可惜古代允许人们为改变自身地位而奋斗的社会条件太少了。
王家10口人，能有收入的是王命岳母子，命岳在其开始养家时祖父年已70，显然这位老人不能从事什么劳动了，而命岳母子的精力还不能全部投入创收劳动中——一个管家务，一个兼顾学习，这样的家庭，真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又怎么能不穷困呢？今天看来，他们的饥寒交迫生活令人同情，但不能节制人口生育，那么多的人不能创造生业，谁又能养活他们呢？这倒是在社会制度问题之外，人们应当总结的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规律问题。明末时期的王家，一点点收入全用于购买粮食，王命岳母子勤劳的目的似乎就在于把全家人的肚子填饱，此外别无他求，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需求。什么穿暖衣裳，什么文化娱乐，什么人际礼尚往来的交往，一概不能奢想。人只为取得一点粮食而活着，与动物觅食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又太相似了。人若贫穷到那个份上，生活就太没有意思了。人不能像动物只要填饱肚皮。人要过人的生活，看来首先得搞好生产，用物质产品丰富生活，进而谋求精神生活的充实、高尚。
王命岳的经历，使我们知道一些读书人的生活很悲惨。试想，王命岳中秀才是有功名的人，属于社会上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一族，但是给人家教育学童，一个月仅有几斗米的报酬，还不能保障，是多么难得的收入呀！在这种情形下，他只好一文钱一文钱地计算着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