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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贤人常常对皇帝讲“亲君子远小人”。太监就是小人的重要成分，贤明之君不当受小人之累，但是历代总有亲近小人的皇帝。太监就在皇帝身边，皇帝又是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他一受太监影响，政治就要败坏了，这也是不容易避免的。我们从唐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君主与宦者的关系认识到，“远小人”的说教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关键还在于皇权太重，他受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影响，就会在政治的清浊中反映出来，所以君主独裁才是真正可怕的，需要彻底清算的。
第三部分 民俗世风（一）第九节 明清堕民的社会生活
浙江绍兴、宁波府和江苏常熟县有一种人叫“堕民”，户籍登记上叫“丐户”，但他们与《明代的丐头》一文中所讲的以讨要为生的乞丐绝不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不以乞讨为职业，有其生活来源和生活方式，是一种特殊的人。
堕民是怎么来的，诸种典籍说法不一，已经不可能考证清楚，我们只能有个大概的了解。南宋初年有一部分人反对政府，或者还投降了金朝，南宋政府把他们打败后，杀戮之外，将剩下的人和叛变者的妻子儿女贬为贱民，世代不得改变。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登记户口，把他们定为丐户，继续作践他们。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按照规定，与平民迥然不同，诚如明人徐渭所说：“四民中居业，（彼）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入；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彼所服，盖四民向号曰：是出于官，特用以别且辱之者也。”（《青藤书屋文集·会稽县志诸论·风俗论》）下面我们一一考察他们的生活状况。
明益庄王墓出土仪仗像俑男性堕民的主要职业是吹鼓、演戏、抬轿子，在他们生存的地区，这些事成为他们的专门活计，士农工商中没有人去做这种事。居民遇有红白喜事，地方官和士大夫有宴会，他们就去应役，岁时节日中的一些活动，如迎春祭芒神，腊月的打傩，均由他们化妆演出，除夕他们到民家鼓吹祝贺。他们因为抬轿，被称为“轿堕贫”。宁波民谣：“戛击戛击送，堕民抬夜桶。
抬到吃肉肉，袋里有铜铜。”（《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庚编《方言·童谣》）就是表现堕民给新娘往婆家送嫁妆的生活。
女性堕民从事保媒、卖珠、接生等活动。她们走街串户，到妇女当中去，由于良家女子轻易不能出门，所需要的东西不易到手，或者男人买的不顺心，堕民女子给她们送来所喜爱的物品，如化妆品脂粉花之类。堕民女子特别在婚姻上为人服务，为姑娘开面，做发髻，保媒，跟随或代表新郎迎亲，指导新娘完成繁琐的婚仪。
堕民还从事各种小手艺制作和做小买卖，塑造土牛、土偶，拗竹灯檠，捕蛙、龟，卖饧、饼，个别人打铁、制绳。
堕民基本上从事服务性的微贱劳动，干侍候人的活，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他们的劳动为人们生活所不可缺少，但是又被人看不起，视为低等的。他们的服务对象，就一个堕民讲，有一定的主顾；但从丐户整体讲，不属于某一个家庭、家族、特定的一部分人，而是面向整个社会。当然他们更多的是为社会上层服务。
堕民服务取得报酬，大体上不是一次一得，而是根据服务对象的财力和应役的状况来定。堕民女子往往比男子得到的多。她们出门随身携带口袋，以便随时接受顾主的施予物。宁波民谣嘲笑堕民妇女，有一句“花花包裹两肩肋”，就是反映拿大口袋领赏的现象。
堕民职业微贱，在内部却有贫富的不同。有的人拥有田产和金钱，有的一贫如洗，因此堕民尽管职业相同，但经济生活并不一样，所以它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身份概念。何以见得？从堕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上体现出来。
堕民的婚姻，在同类人中选择配偶，繁衍出一代代堕民。他们虽为平民婚姻服务，但不得与良民通婚。
在衣饰上，堕民有自己特有的装束。男子戴狗头型的帽子，女子穿青色上衣，不许卷袖，穿蓝色裙子，一定要做横布的，不许穿红鞋，发髻稍高于良家的妇女，簪子只能用骨角的，不得戴耳环，出门不论晴雨，必定携带长柄雨伞，而且要头朝地夹在腋下，大多缠足，小到二寸七分。这群男女到了公共场合，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他们是堕民。
堕民聚居，房屋矮小，在常熟被称为“贫巷”，宁波叫作“子巷”，座落在宁波城西和江东一带。
在交通上，堕民不许乘车马。
社交方面，堕民与良人相见，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行拱手礼，更不敢同坐，称呼有钱有势的老年男人为“老爷”，妇女为“太太”，青年的男女为“少爷”、“相公”、“奶奶”。对一般的农民、手工业者顾主，称做“某官”，也不敢直呼姓名，即对平民也毕恭毕敬，自身不敢居于平民地位。
堕民不能读书，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成不了有功名的人。清代雍正年间削除丐户贱籍，堕民要在改业之后的第四代，才可以读书进学，而且要亲属中也没有从事贱业的人。
明代皂隶形象堕民不能科举，意谓着失去做官的可能性。明朝政府明确规定，堕民不能充当吏员、粮长、里长，更不要说做官了。堕民有钱，也不得捐纳为官。明代绍兴有个业医的甄姓堕民，离开老家，偷着捐赀为北通州的胥吏，还想凭借资财改换门庭，捐纳为京卫指挥使司经历（从七品的小官），但被在京的同乡发现了，告他是堕民，“安能登仕版”，害得他不敢就任，依旧当他的医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户》）。他因远离家乡，才能冒充民籍纳资为吏，若在本乡，就很难冒籍了。说到底，统治者严禁堕民挤入上流社会。
总之，受官方法令和民间习惯的制约，堕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方式表明，他们同倡优隶卒一样，是为平民所不齿的贱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人格，有的只是被侮辱与被损害，是最受压迫的人。在中国古代等级结构中，粗略分类的话，有皇室、贵族、官僚、绅衿、平民（包括庶民、地主、大商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手工业者乃至平民佃农）、奴仆和倡优隶卒各种贱民，堕民即属于贱民之中，它处于社会最低下的地位。
堕民的贱籍，经历几百年，到清代雍正朝予以除豁。
雍正元年（1723）允许浙江堕民从良，八年（1730）准许常熟丐户出籍。其内容与办法是：原来的丐户经过申请，由地方政府批准，脱离丐籍，转入民籍；丐户申请脱籍时，必须抛弃原来职业，别司正当的职业，地方绅衿、恶势力不得逼迫他们重操旧业；丐户籍属改变之后，既属平民，就要向政府纳税当差。用一句话说就是允许丐户改业，转为良民，向政府纳税。
雍正朝除豁令并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堕民当然愿意改业从良，但是没有经济条件改业，而“捕龟、卖饼、穿珠、作媒，俱系贫民糊口常业”（萧姡А队老苈肌肪矶拢Ｋ遣桓烧庵质拢挥惺б担松妫沟么邮卤蝗似缡拥木梢怠５搅�20世纪，绍兴人鲁迅仍看到堕民从事旧业，因在《我谈“堕民”》一文中说他们“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鲁迅全集》第5卷）。在清朝，堕民没有新的谋生之道，社会也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很难改业从良的。
堕民的职业是社会需要的，特别为社会上层需要，后者要求他们去服役，一般也不允许他们改业。由于随等级制度形成的等级观念，平民看不起他们，“羞与为伍”，即使从良了，也不把他们当良民看待，所以堕民要想解放，有了政府的一纸法令之外，还必须与社会上守旧势力和等级观念作斗争，才可能得到实现。
事实是雍正除豁令之后，大量的堕民依然是丐籍，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仍然存在。到了清朝末年，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堕民解放运动自下而上地开展起来，民众中逐渐有人深感压迫堕民的不合理。如宁波人卢洪昶说：“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鄞县通志·文献志》丁编《堕民脱籍始末记》）他联络一部分堕民同情者创办堕民学校，于光绪三十年（1904）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