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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东昏侯萧宝卷（499～501年在位）以游乐为务，“自制杂色锦伎衣，缀以金花玉镜众宝”（《南齐书·东昏侯纪》）。助他玩乐的人又制造了四种帽子，并根据形状起了名字，分别叫“山鹊归林”、“兔子度坑”、“反缚黄离喽”、“凤凰度三桥”（《南齐书·五行志》）。
唐初，太尉长孙无忌用乌羊毛制成浑脱毡帽，许多人仿造，他曾被拟封为赵国公，因此当时人把这种帽子叫做“赵公浑脱”（《新唐书·五行志》）。
唐昭宗时，十六王宅的主人们争奇斗丽，各有自己的巾帻式样，长安人羡慕不已，跟着穿戴，当去制作的时候说：
“为我作某王头。”（《新唐书》）“王头”怎么做？这话不过是说按某王巾帻的式样给我仿制，这一省语，反映十六宅诸王巾帻式样流行的广泛。
葛洪在《抱朴子·讥惑》篇讲东晋初年的服饰变化之快及其原因：“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高半额也。”（《外篇》卷二十六）他说人们“以同为快”，道出了中国古人“求同”的一种审美倾向。当某人首先穿戴某种衣服、帽子、鞋子，首先梳某种发型和作某种化妆时，在他是创新，是不想同于别人，不安于现成的，这是求异。但某种式样出现，众人纷纷学习，特别是宫中的、贵族的新装饰，人们模仿得非常迅速。达到目的了，也就满足了。模仿，希望和别人一样，是求同心理的表现；认为别人的衣饰形式好，加以学习，是一种求同的审美观。可以这样说，我国古人在服饰上求同的力量大于求异的力量，认同的审美观大于求异的审美观。衣饰求同，使自己的装束同于他人，既不会有怪式样遭到别人指责，也不会因为衣着古板遭人讥讪，跟别人相同了，心里也就安生了。
衣饰的求同，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是长期的大一统的国家，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使人们无论在政治思想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都要统一，不许有差异，反映到服饰上就是追求一致；第二，民众的认同是受社会上层的影响。社会上层地位高，受人尊崇，他们的爱好被认为是高尚的，下层人士多向之学习，所谓求同，就是社会下层求着与上层相同，在服饰问题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到先秦两汉人们着装时指出上行下效的现象，本篇所列举的事实也反映这种趋向，这就是求同。
中国人的认同的哲学思想和求同的审美观，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思想和审美观对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对服饰美起什么作用，是应当研究的课题。对此哲学界已开始注意了，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界都来开展讨论，我们就可以提高认识了。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七节 汉人采用少数民族生活方式
《先秦两汉时期几种服饰的流行》篇中提到汉灵帝喜用少数民族的衣服器物，这在秦汉不多见，而两晋至金元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随着少数民族的入主北方和统一全国，汉人采取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就多了起来，甚至有一定的普遍性。
着帷帽骑马女子《晋书·五行志》记载：“泰始（265～274）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280～289）中，又以毡为头及络带袴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晋武帝建国之初，中原的达官贵人就爱使用少数民族的床和盥漱器皿，家中必备少数民族的煮烤等烹调用具，宴请客人，首先上的是少数民族器具所盛的食物，这表明当时以使用少数民族器具和食用少数民族食品为时髦。接着又时兴起少数民族的毛毡，用毛毡作帕头（包头巾），以毡条缘衣带袴口。民间的戏言反映晋初汉人上层人士崇拜少数民族物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并有不可扼制之势。而普通老百姓没有条件用少数民族器物，对上层人士的享用有所不满，这也是自然产生的心理。
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必须面对坚持本民族生活方式或改行汉人生活方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他们是融合各民族文化，制定了相应的礼仪制度，而不是纯粹哪一个民族型的，所以《旧唐书》说北魏、北齐“舆服奇诡，至隋一统，始更旧仪”（《舆服志》）。北朝政府对属下汉民的衣着，有时加以规定。汉人一方面有坚持本民族生活方式的习惯，一方面也吸收作为统治民族的少数民族的文明。
南朝中书郎王融上书讲到北朝汉人的生活情况，说：“前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晨，犹巾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北魏强迫汉人遵从鲜卑人的一些生活方式，汉人部分地接受了，而又保留本民族的一些习惯。它主要表现在婚丧礼仪中，在这时人们还要穿戴汉式衣巾，王融说的“巾”，“”是衣，汉人交际时的盛装，可见北朝汉人在重要家事的时候还要穿着本民族盛装，以示对那件事的重视。在这时候，不按少数民族的婚丧礼仪进行，是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的体现。但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环境里就随便了。我们知道在清朝，满人强迫汉人接受其生活方式，汉人遵奉了一部分，但也有保留，比如葬礼还是按汉人习惯进行，这就是所谓“生降死不降”。男人遵命剃头梳辫子，不再像明朝人那样束发，但是妇女仍然是汉式头，这就是所谓“男降女不降”。
清朝汉人的“生降死不降”，与北朝男人的仍行汉人丧葬礼如出一辙，是汉人少数民族化中自然出现的事情。总之北朝的汉人有条件地采用了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方式。
唐朝是汉人政权，没有强迫汉人少数民族化的问题，但是汉人却大量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充实或改变自己的生活内容。这在妇女的装束上表现最明显。以女子的面具变化来说，——帷帽——胡帽——露髻的演变过程，同少数民族服饰有关。北齐和隋朝制度，宫人骑马外出时外套，把全身罩住，让人看不见面孔和肌肤，这是少数民族的办法，到唐高祖、太宗时期，宫人遵行这个习惯，骑马用，王公家的女子出行也是这样。高宗永徽（650～665）之后，宫人改用帷帽，帽裙拖到脖子，使肤体多少露出一点了，官僚家属很快效法，引起高宗的不满，先后下令禁止，他说：“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弃用帷帽就是“过于轻率，深失礼容”，因此要予以“禁断”。随后经历武则天、唐中宗时代，所有的女子都弃用帷帽。
胡服胡妆的唐代美女到唐玄宗初年，宫人骑马出门，改戴胡帽，脸上涂粉画眉，一点也不遮盖。不久，连胡帽也不戴了，露髻驰骋于道路（《旧唐书》）。胡帽以后的变化，在长安是迅速的，在地方却有透额罗网巾的出现，它又叫“遮眉勒”，作为遮面的象征，以代替胡帽。在敦煌壁画中，有唐玄宗时太原都督乐廷瓖夫人王氏行香图，画面中有三个女子戴着透额罗网巾。到宋代透额罗转化为勒子，再往后，勒子由青年女子的装饰品变为中老年妇女的御寒工具（参阅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经历了一个过程，妇女才从面障里解放出来。从到胡帽再到勒子，胡帽使用是转变中的一个关节，这是少数民族服饰影响及于汉人的一例。
唐代边疆民族服饰据欧阳修的《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人们好胡服胡装：“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沈从文根据出土的大量壁画和雕塑，认为欧阳修所说的胡服胡帽是衿袖窄小的上衣，条纹卷口的裤子，软锦靴子。又认为它的流行早在武则天时代，而到了天宝年间人们的爱好已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管怎么说，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表明，唐朝前期流行过少数民族服装，妇女喜好少数民族的头饰。
唐政府规定，礼服中的骑装裤褶要以靴子配套，而靴子是少数民族的鞋子，用于戎装（《旧唐书》）。不用说唐人的靴子是从少数民族那里学来的。
“太常乐尚胡曲”（《旧唐书》），少数民族的音乐进入庙堂，在贵胄之家和民间流行。唐朝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