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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宁宗时平章军国事韩侂胄掌权，朝班在丞相之上，三省印信皆归入他的府邸，公事就在府里处理，有时假作御笔办事，“升黜将帅，事关机要，未尝奏禀”，群臣也不敢揭露他的擅权（《宋史·韩侂胄传》）。可是伶人王公瑾在一次内廷宴会上，借着演戏，说出台词：“今日之事，政如客人卖伞，不油里面。”（《两般秋雨庵随笔》）雨伞只油外面，所以外面比里面好，王公瑾借此把皇权比作里面，相权比作外面，明说里面不如外面，暗示韩侂胄的擅权，警告宋宁宗有大权旁落的危险。宰相史弥远诛杀韩侂胄，拥立宋理宗。他也是“擅权用事，专任壬”（《宋史·史弥远传》），小人奔走其门，以谋升官发财，惹得伶人看不惯，借着内廷演剧讽刺他。优伶一人扮作孔子，深深地叹息，一人扮成子贡，问老师为什么那样的忧愁，一人装作颜回，代为回答说：“夫子之道，仰弥高，钻弥坚，未知何日望见，是以叹耳。”子贡说：“子误矣，今日之事，钻弥坚何益，只须钻弥远足矣。”（《两般秋雨庵随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是见于《论语》的颜回说的话，意思是孔夫子的思想深不可测，言不可穷尽。伶人因史弥远之名，与“弥高”、“弥坚”有一同字，遂借颜回的“弥高”、“弥坚”的话，道出弥远来，讽刺小人钻营于史弥远门下，同时也揭示史弥远的擅权，表示深为朝廷担忧。南宋的宫廷伶人忧虑国事，借着表演道出他们的心思，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改良朝政。
宫廷艺人的讽谏戏还很多，如五代的敬新磨、明代的阿丑等人，我们将在别的篇目中叙说，这里从略。
宫廷优伶的讽谏戏，就其内容讲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君主的暴戾和朝政的弊端，向君主提出问题，敲起警钟，以免他的暴虐无道恶性发展，或者避免奸臣擅权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再一种是郭舍人式的，给恶人出谋划策，助纣为虐。两种类型中，以前者居绝大多数，后一种很少。事实上是以前者为主流，也是宫廷讽谏戏的特点。看来，指斥时弊的讽谏戏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个传统，千百年相沿不衰。这是一种好传统，因其内容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它要求统治者改变恶劣的品行，不得肆意淫乐，不得因此而滥用民力物力，它还希望统治者纠正错误的政策，打击擅权者，使政治走向正常的轨道，避免发生政变或大的战乱。这种要求直接目的是为实现君主致治，但做到这一点对民众的安定生活有好处，所以它又反映了民众的愿望。既是优良传统，就应当珍惜，就不宜抛弃。任何时代总有其阴暗面，只有揭露了，才能医治它，社会才好更迅速地前进。宫廷时事讽谏戏，就是干预生活，古人做得到，封建专制时代做得到，现代人更应能够做到，现代的社会制度更应该允许做到，今人只有做得更好才算不愧对先人的这份珍贵遗产。
君主的纳谏，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本质决定其很难做得好，纳谏的君主异常少见，但是也总有那么几个帝王有纳谏的雅量，这也是不应当忽视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专制在削弱，民主在增强，因此“纳谏”的在增多，有的已经不是纳谏的问题，而是民主决定，必须执行。如果连纳谏的雅量都缺乏，可以想像是把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了，是落后到何种时代了。对于那些敢于谏诤的优伶，那些勇于纳谏的帝王，不应当有所尊敬，有所学习吗？宫中演出讽谏戏的人，或者是隶属于官府的乐人，他们身在官籍，必须承担这种差使，他们身份卑微，属于贱民，是所谓“贱优”；或者是宦官，为刑余之人，也是人们所不齿的。这类卑贱的人，却能主动演出讽谏戏，至少具备了三种条件。第一，能看出君主和时政的弊端，抓得准，这是有见识；第二，不怕君主的淫威，不怕被讥讪的官员的打击，敢于太岁头上动土，这是有胆量；第三，这些讽谏是借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被批评者刺激性小，让人在娱乐中接受批评，这是有才艺。这三方面结合，就产生了宫廷讽谏戏。这些表演者人虽卑微，但做的事很高尚，何况还做得成功，所以不能以身份地位来评论人。身份不高的人，做的事有意义，就应当受人尊敬；身份高贵的，做了坏事，也要受到谴责。问题不在身份，各种社会地位的人都应当努力做好事。我们民族以身份地位衡量人的传统的等级观念，很需要彻底破除。
最后还应指出，宫廷艺人的讽谏之所以成功的三方面因素，关键在于艺术技能。有胆有识是必备的条件，但是许多文臣批评家却因此而失败，他们看到时弊，也敢向君主上言，但不讲究方式方法，只图一时痛快，把要说的话直接捅出来，使本来就骄狂护短的君主更暴跳如雷，越发不能接受，这就是缺乏批评艺术，而宫廷艺人表演的技艺使君主淫威无法施展。做什么事都需要讲求方法，这方法还要因事而异，因事而生，这才能成功。表演艺术家就要以其演技吸引观众，获得观众的承认和爱护，舍此别无他途。表演艺术家也只有关心国计民生，置身于正义方面，进步方面，才能演出抓住观众心理的戏剧，也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第五部分 文艺娱乐第二节 “李天下”唐庄宗
唐庄宗画像后唐庄宗李存勖是历史上骤兴骤灭的人物，他在父亲李克用的基业上，消灭劲敌后梁，统一北方，于公元923年建立后唐王朝，年号同光，又出兵消灭前蜀王氏政权。可是仅仅几年的时间，在同光四年（926）就被他宠幸的伶官郭门高所率领的叛军杀死，又由伶人用乐器把他焚化，惨死于优伶之手，实在是他始料之所不及。
《旧五代史·唐庄宗纪》论曰：
“外则优伶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
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所谓伶人乱政，自然不仅是任用伶官，实际同各种政事相联系。这里将唐庄宗的兴亡与优伶的关系作一些说明。
后梁开平二年（908），唐庄宗继承父业后与梁对峙，争夺黄河北岸十余年，在用兵中发挥音乐的作用。他自幼喜好乐曲，懂得乐理音律，会作曲子，成年后领兵打仗，把所制作的词曲教给军士，用以指挥进退。当战士进入阵地，唱起歌来，发起冲锋，人人勇往直前，常常取得胜利。歌声成了进军的号令，步调一致，增强了军士的勇气。这歌曲由于是庄宗作的，被称为“御制”（《旧五代史》）。唐庄宗的乐曲流传了很长时间，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里讲，到他生活的时代，汾阳、晋阳的人民还在唱唐庄宗创作的曲子。毫无疑问，唐庄宗的制乐对于取得灭梁战争的胜利起过一定的作用。
唐庄宗喜好看戏，自身也乐于扮演，并以他的刘皇后的家事为题材从事演出。刘皇后是魏州成安（今河北成安县）人，出身贫寒，父亲刘叟，黄胡子，卖药占卜为生，自号“刘山人”。刘皇后五六岁时被裨将袁建丰掠送予唐庄宗生母曹氏，练习歌舞，曹氏把她转送给唐庄宗，庄宗称帝后册立她为皇后。当刘叟得知女儿做夫人时赶来相认，庄宗问袁建丰有没有这么个人，袁建丰一见黄胡子老人就认出是刘叟，可是这时刘氏正与其他夫人争宠，觉得认了这个穷老子将被人耻笑，对争宠不利，因而拒不认父，说什么离家的情景还记忆得起来，父亲被乱兵打死了，围着他的尸体痛哭，然后才离开的，现在这个种田的老头，哪里是我的父亲！于是命令士兵把他打出宫门（《新五代史·刘后传》）。刘皇后为自身利益拒不认父，是残酷无情的人。唐庄宗经过对袁建丰的询问，获知刘皇后的绝情故事，因此就以它作题材演了一出戏：他穿起刘叟的衣服，背着装有草药的药囊，叫刘皇后生的儿子拿着破帽子跟在身后，走到刘皇后的寝宫，大声地说刘山人来看女儿。刘皇后见此情状怒不可遏，拿起板子赶打儿子。宫中上上下下见此大为开心，唐庄宗的演出真叫成功（《新五代史·伶官传》）。不过他不是真同情刘叟，只是拿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