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郏晕秩ぃā侗逼胧椤ず笾骷汀罚！ �
南齐东昏侯萧宝卷（499～501年在位），16岁继位，19岁被废，也是一个喜犬马之乐的君主。他日夜在后宫戏马，与宦官、倡伎打鼓，喊叫不停。他为捕捉老鼠玩，有时通宵不眠。夜间玩乐到五更才睡，中午起床，接见官员只好放到午后，有时就不接见。他也爱出游，但同汉成帝、明武宗又有所不同。他逛街市，要到三四更出发，敲击大鼓，排列仪仗，点明火把，让宠幸的潘贵妃乘卧舆，自己骑马相随。所去的方向没有一定，奇寒酷暑，落雨下雪，照常进行。又用黄门几十人为骑客，善走者几百人为逐马，招摇过市，百姓跟着看热闹。他游郊区，将所经过的几十里内居民都赶出去。他建造芳乐苑，山石楼阁，好树美竹，应有尽有，又在里面设立市场，太监每天早晨送进酒肉及各种食品，他令宫人充当卖酒妇，让潘妃当市令（管理人），自己当市魁（首领）。买卖时，如有价格、斤两等等争执，双方找市令潘贵妃评判解决。他以为这种生活很有意思而乐此不疲（《南齐书·东昏侯纪》）。
宫中设市场，可能以清朝乾隆年间圆明园内的买卖街规模最大，使汉灵帝、东昏侯等人相形见绌。买卖街设在圆明园福海的东边，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商店。据徐珂编的《清稗类钞·圆明园有商店》记载，大小商店莫不具备，有茶馆，有饭肆，有估衣店，甚至还有用小筐卖瓜子的小摊。店主人都是太监。店内的营业和市面上一样，茶馆里发出哗笑声，饭馆里有高声叫喊的点菜声，就是乾隆皇帝逛到这里，大家也是照常进行，并不回避，让皇帝真像置身于市井中，以取得欢乐感。乾隆帝有个爱女和孝固伦公主，许配宠臣军机大臣和亩臃嵘鹨蟮拢馕还饔杏铝Γ┠凶埃媲〈蛄浴Ｋ笪鹬τ褚叮钟心凶悠室阅凶幼悦谖椿榍埃芎瞳｜不叫“公公”，而叫“丈人”。有一天乾隆帝带着公主逛买卖街，在估衣铺看到一件大红呢夹衣，十分喜爱，恰巧和蛋嗟酱耍〉劬拖蚬魉担蚰阏扇艘ィ瞳｜自然凑趣，赶快用28两银子买下来送给公主。乾隆帝六下江南，东巡盛京，北狩塞外，四幸五台，所游之地多矣！然而那是在百官眼下活动，远不能为所欲为。在圆明园买卖街，周围不过是近侍、内监，行动要自便些，故而喜好搞这一类游乐，在宫内做起“买卖”。他一死，继位的嘉庆帝正碰上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头痛事，没有闲情逛买卖街，就把它关闭了。
从事市肆活动及微服出行的这几个君主，除了乾隆帝和明武宗之外，不是亡国之君，就是把国运推向灭亡边缘的人，而明武宗自己也很快丧生。他们搞这类活动，不过是作为一种游戏。他们是天下最有钱的人，把挥金如土视为正常的现象，可是他们倒想学小家子气，亲自做买卖，讨价还价，争斤较两，企图以此找点意外的快乐。富贵至极的人不知道贫穷是怎么回事，却想尝尝叫化子的生活滋味，然而他不是体验民间生活疾苦以改进政治，不过是心里空虚，百无聊赖，以此找乐。乾隆帝而外，这些人本身政治搞得一团糟，生活上腐化，犬马声色的游玩又劳民伤财，所以他们的这类行为是荒淫无耻的，是不正常的生活。古人记载这类事情的时候，都给以谴责，我们也是这个态度。人们需要适当的健康的娱乐，使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调剂精神，增加活力，可以更好地去创造，这是正常娱乐。但是娱乐不应当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以玩乐作为生活的价值，并因此妨碍积极意义的追求，就是玩乐丧志。这种娱乐对于统治者，只能导致政事废弛，劳民伤财，败坏国事，当然应该严厉谴责它。
不过我们似乎还要透过事物的表象作深一层的考察。
首先我们要问皇室中的生活是那样美好吗？物质生活的享乐自然没有说的了，对于皇帝来讲，后宫女子不乏其人，他再要追求的也不在这里。就他的活动范围讲，宫城、园囿虽然不小，但再大也不过是那种围墙内的天地，在这一点上就不如老百姓活动地盘大了，因为百姓可以在一个城里转游，可以出城，甚至还可以到异乡去，皇帝就办不到。皇帝不能出宫，在一定意义上说皇宫也是皇帝的监狱，虽然他是那里的主人。皇帝所见的人，上朝时是文武百官，退朝后是后妃、太监、宫女，这些人有限，见面、交谈不过那些人。而臣民呢，可以走亲戚，访朋友，逛市场，与熟人、与陌生人都可以打交道。臣民生活的丰富多样，是宫中所没有的，皇帝也是人，也会向往民间丰富多样的生活。有自制力的，勤于政事的皇帝，就自守本分，安于宫中生活了。那些荒淫无道之君不守天子本分，偷偷到宫外走走，但商店总不能去，于是在宫内开店，也过过买卖生活的瘾。民间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吸引人的，向往这种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不是过分的、无理的。因此我们指责汉灵帝这一类君主的时候，还要看到那种封建的政治体制，也限制了皇帝个人的个性发展和生活情趣，他也成为被扭曲的人，他们希望在帝王生活之外还有普通人那样的一些生活内容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为帝王而规定的仪卫制度、生活方式制度，把他们限制在宫廷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想突破它，微行、宫中设市的现象的出现也有了它的必然性。因此，我们才认为封建帝王的政治制度是更应该诅咒的。
第五部分 文艺娱乐第七节 古人端午节的生活
在古代，五月被称为“恶月”、“毒月”、“修善月”，在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五月俗称恶月”的记载，可见这个观念至迟形成于南朝，实际上比这时要早，因为战国时代人们就认为五月初五日生育不吉利，若生男则克父，生女则克母，表明人们厌恶五月。因为是恶月，人们怕有触犯，禁忌就多，端午节的生活，就因恶月而产生它的一些内容和形式。
南齐人宗测，祖籍南阳，世居荆州，不乐功名，政府屡次征辟而不就，移居庐山，周游衡山等地，他的游历含有隐居性质，此外也是上山采药，自云到庐山的原因是：“少有狂疾，寻山采药，远来至此。”而在这里的衣食是，“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薜萝”（《梁书》卷五十四《宗测传》）。看来他是懂得中草药的人。据记载，他在五月初五日鸡还没有报晓的时候出发，采摘像人的形状的艾，回来治成艾绒，用以治病，很有疗效。宗测的用艾治病，反映当时人已认识到艾的药物性质。端午这一天，荆楚地方的人采艾，编织成人形，悬挂在家门口，祈祷消除毒灾（《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自此，形成人们于端午节在大门上挂艾人的风俗。艾，成为端午“五瑞”之一，大约同宗测悬艾人的活动分不开。用艾，历代相沿，如北宋汴梁人“钉艾人于门上”（《东京梦华录》卷八《端午》）。到南宋，人们用菖蒲做成张天师驭虎的形象，与艾人一同悬挂在门上（《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三《五月》）。自此菖蒲与艾并用，如明朝宫中门两旁安放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面画的是张天师或仙子、仙女仗剑降五毒的故事（刘若愚《明宫史·火集·五月》）。形式比民间复杂，内容则是一致的。到清代，用菖蒲、艾制成蒲龙、文虎，插于门上（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五月·端阳》）。艾不仅挂在门上，南宋人又兴起戴艾花的风习（《武林旧事》卷三《端午》）。明人继承下来，由妇女专簪艾花（《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清代女子戴艾叶，也是“端五景”之一（顾禄《清嘉录·五月·端五》）。
南朝时端午日，人们竞相采集各种草药，南宋人也是“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三）。自采草药，到明清时代在大城市发展为药铺施药，即在端午日，居民到药店要应节的消毒药品，如雄黄、芷术等。顺便说一句，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的城镇的药店仍在端午节施舍雄黄荷包。因为城居之人采药不便，故有这种变相的形式。采药是为应用，端午就喝菖蒲、雄黄泡的酒，并把这种酒涂在儿童脸上，划上王字，以求辟毒、辟邪。
观竞渡南朝人过五月节，要在手臂上系着五色丝织物，叫做“辟兵”，大约是祈求不发生战争，从而不产生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