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倌之类的小差使。
有一次，晋国人铸了刑鼎，把范宣子的刑法公布于众，遭到孔子的极力谴责。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刑法呢，不要写出来，而应该让国君含在肚子里——所谓口含天宪。这样老百姓才敬畏国君，因为国君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把法律刻在鼎上了，一是一，二是二了，老百姓就依鼎而行事，国君的特殊地位就从崇高跌落下来了。也就是说，倘使国君的脑袋顶上凌驾了一本法律，弄不好就成“君主立宪”了，即“君主权限屈从法律条文”，这很不爽，削弱了君权。还是实行君主专制更爽。这就是孔子的意见。晋国的保皇派叔向先生也持同样观点。
孔子一心火热保皇，抱鲁国君的脚，鲁国君却只给他一个冷脚。孔子一直到了五十多岁还是个白身，没有一官半职，倒是整天被孔子口诛笔伐的“三桓”给了孔子一个机会，让五十一岁的老孔子担任了“中都宰”（县长），开始了孔丘荒谬可怜而且短暂的仕途生涯。“三桓”不知道孔子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开始还真把孔子当根葱，又提拔孔子当了司寇（国家警察局长）。得意起来的孔子立刻提议“堕三都”。堕就是堕胎的意思，意思是要把“三桓”自行武装起来的三座私邑，全部堕去城墙，从而使他们无法对抗国君。（孔子真是个处心积虑的保皇派呀。）
待“三桓”悟出孔子给他们“堕胎”的真实用意以后，三个城池已经堕了一半儿，三桓鼻子气歪，立刻举起小指头，一弹，把孔子弹下了野。孔子只要去周游世界。他的孙子后来在解释孔子的下野时替孔子避讳，说：“我听说君子就像鸟一样，受到惊吓就要飞走。”好像是孔子主动辞职似的。君子神经之脆弱，一至如此。是谁吓了孔子？不管怎么样，孔子一共担任了三个月的司寇（警察局长），这是他一辈子的全部宦海生涯。不过据说这三个月期间政绩显著：当时卖猪羊肉的人都不敢哄抬物价。有一个商贩，早晨给羊喂水，拉到市场去卖注水羊，在孔子教化下，也不敢了。还有一个人，他老婆是破鞋，他原本不以为意，在孔子教化下，他赶紧打了离婚。治安最好的时候，曲阜甚至“道不拾遗”。外地人到曲阜政府部门办事，不会遭到“拖、硬、卡”，章子很容易盖到。
这种“美政”（当然不排除这是孔子门生的吹嘘）对于试图称霸山东的齐景公是个压力，于是齐景公选了八十名会唱靡靡之音的齐国美女，组成歌舞团。穿着华丽的衣裳，坐上三十辆华贵马车，送文化下乡，跑到曲阜南门外开演唱会。季孙家的掌门人季桓子是个好色之徒，一天之内，三次化装到城外偷看演唱会，而且还拉着鲁定公一起去。真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最后，季桓子和鲁定公瓜分了这些美女。孔子一看没自己的份，气得不行，遂挂冠辞职周游列国去了（哈哈，假的，这一句是我胡解释的）。其实，孔子下岗的原因，是与三桓矛盾水火不容。孔子总是苦心积虑地维护国君的地位，总是试图挽住国君正在日益丧失的东西。他一切思想的根本中心就是“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体现在反对三桓犯上。
围绕这个中心，孔子还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礼，一是仁。礼，就是三桓以及其它臣子用的音乐、舞蹈不能超过国君的规格，车马丧葬也要按照国君定给的标准，这就是礼。坐着的时候不许翘腿，见长辈不许咳嗽，国君招呼你，你不能等着备车就得赶紧跑去觐见，见国君必须衣冠整齐，不许磨蹭，凡此种种，就是礼了（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它其实等于用一套标准化的程序来无形中维护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特权地位，把下对上的服从固化在礼仪和习惯中。人们习惯了见了上级卑躬屈膝，也就不犯上了，不造反了。孔子维护既有等级制度万年不倒的“中心”，也就实现了。
比如说，有一次鲁哀公请孔子吃饭。席上，孔子抓起一把黍子就塞进嘴里。鲁哀公掩口而笑：“哈哈，这黍子是擦桃子毛的，不能吃。您弄错了”鲁哀公好心好意地把手教孔子怎么用黍子擦桃毛。孔子大怒：“黍子，是五谷之长，桃子，是水果之末。怎么能用五谷之长去擦水果之末！”这就体现了孔子的礼，连水果都分出等级，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更得维护。可怜的鲁哀公自己被三桓逼得非常之哀，君臣颠倒，还不注意把水果顺序也弄正。孔子附带着还呐喊：“老爹的地位也不允许动摇，家族内长幼之礼慢慢可以培养出君臣等级之礼。”有一次，有人问孔子：“我有一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子回答：“老子偷羊，儿子应该进行隐瞒，这才叫为人正直呢！”后代人根据孔子的这个口谕，把“儿子控告老子”定为犯罪，从而导致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孝顺”，孝到了懦弱不堪、失去创新挑战的地步。当老百姓的告当官的，也是犯罪。因为这些都不合“礼”。不过，这都有利于“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万年不倒”，这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啊！
孔子用以维护他“中心”的第二个基本点，就是仁。当国君的主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要起到道德楷模作用，用仁的力量带动各个等级都向善，大家都仁起来，下级也就不向上级造反了。孔子还给大家竖立了一个仁义榜样，那就是他的学生颜回。颜回不苟言笑、文弱无力、行为刻板、老实听话、循规蹈矩，而且很穷——光吃蔬菜，中年早衰，头发早白，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最后被饿死了。这却成了全国学习的楷模、仁义形象的代言人。颜回有什么可值得讴歌和学习的呢，最了不起是能够忍饥受穷罢了。孔子为什么不让大家学习能办事的管仲？而学习颜回？因为颜回老实、听话，具备“仁”的特点，是个大绵羊。这也就造就了未来中国人的温顺。考核干部要看他是不是仁，是不是很乖，很尊重上级，老实听话。这比业绩更重要。这固然“维护既有统治体系万年不倒”这个中心，但是代价是未来的中国发展停滞。所以，孔子是保皇派与守旧派。
至圣先师二
孔子这个中心思想，在霸权强起、乱云飞渡的春秋时代，像道士的黄表纸，只能蒙蒙诚恳的老实人。鲁国的三桓怎么可能把权力交还国君呢？于是孔子气得大骂三桓“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孔子呆不下去了，辞官周游列国。他到了齐国，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凝练成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犯上，当儿子的要听爹的话，学习顺从，将来好时刻准备着去顺从国君的话。最终，既有的统治体系度万年不倒。权力正在松动的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想让孔子留下来多讲讲。但齐景公的臣子们，并不愿意齐景公搞集权，也不让持此观点的孔子留下来当官。
孔子只好带着自己的观点离开，去其它国家继续碰壁。他穿着木底鞋在周游期间还得了胃病——这是鲁迅在小品文中的推论。鲁迅说：“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被沉重的面粉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于是孔子就得了“胃扩张”。鲁迅这里有两点值得商量：一是说孔子吃面。当时北方最流行的主食是小米，士大夫的俸禄和兵粮都是小米，汉朝以后吃面的才多了些。二是说当时没有“国道”，其实是有，而且很多。在诸侯大国之间都有大道直通，这从商朝、周朝开始就开始营修了。路面经过人工夯实，军队出征动辄就是三五百辆兵车从这上边走，可见道路规模和质量不会差。对国道的维护修理也是政府专项职能之一，并且道上还设关口，向往来商人征收过路费（叫关税）。遇上军队来了，道边每三十里固定距离就有驿站传舍，供军人依附，露宿休息使用。传舍还有专用马车（相当于公共汽车）在国道上跑，但只给公家人预备，他们出差的时候（传递公文啊，出使它国阿什么的）使用。孔子是平头百姓，是不能坐的。当然孔子有钱，有自己的私家车坐，那谁也管不了他。总之，这个道路及辅助设施相当完善，足够称为国道了。鲁迅是不必太为孔子的宝胃被颠坏而担心的！况且车子坐垫是真皮的，也满软和，车轮具有减震性能：它的辐条不是正垂直于地面的，而是在车轴结合处，向车厢内侧凹，使得车轮像一口凹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