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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被抬了出来，用白色的卫生纸包住下半身，只露出头和两只钳子。很神妙，这家伙居然乖乖地让我包，而且一动也不动，好像知道我要为它诊治了。生物常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像马，会乖乖让人为它钉上“马蹄铁”；狗会乖乖洗澡打针。连我以前养的猫，平常凶悍极了，甚至会攻击人，但是当它生病的时候，只是拿出笼子，对它说“进去！带你去看病。”它就乖乖地走了进去。
这螳螂想必也懂。于是原本以为要大费周章的事，现在很轻松地解决了。把它放上显微镜的平台，再用胶条固定一只手臂，我开始调整焦距。
它的钳子是半透明的，使下面的光能透上来，没两下就看到了。再用“微调”，上下扭一扭，焦距就落在不一样的“深度”，看到上面一层皮的“断口”。
“太棒了！”我跳了起来，向担任手术助理的女儿报靠大好的消息：“如我所料，是钳子上的皮没脱掉。”
下一步当然是动手术了，这是真正的“显微手术”，我找来了几样工具一10SE27Cr眼科专用的小镊子、Paragon的十号手术刀和10SEHRCr的尖头小剪刀。这些东西都是我平时用来解剖小鸟和花草用的。这是第一次用来对付昆虫，而且不是解剖，是解救。
“解剖”与“解救”是一体的两面，“解剖”是为研究，以便未来解救。解救不成功的病人，又常要作病理解剖。所以有些将要绝种，而在保育之列的生物，别人不能抓，研究人员却能抓，甚至不但抓，而且杀。道理很简单。这杀，是为了拯救，杀少数可以拯救多数。记得我有一次在校园折了一大枝樱花，别系的教授看到了，过来骂我。我说我是艺术系的教授，那教授立刻道歉，还为我开脱地说：“那当然！那当然！请尽量摘，会凋的花能成为不凋的艺术品，多好啊！”
多好啊！问题是什么叫做专家？什么又叫救赎？什么人有权杀？他能杀多少？这世间可有个规定？于是然希特勒可以为所谓建立美好的未来世界，而杀犹太人；日本人可以杀中国人；三K党可以杀有色人。他们都有道理，为了世世代代亿亿兆兆子孙的幸福，而一时杀几千万人，算什么？
战争就像用刀在桌上割纸，既要把纸切开，当然可能伤到桌面。战争的目的是为和平，在这求和平的过程中，流弹杀几百万人，算什么？在为大多数守法的顺民谋幸福时，误杀几个人，又算什么？在“杀一儆百”，图民众叫好的情况下，把一个从来不曾犯案，只因为赌博欠了钱，而临时起意，在忠孝东路上抢了钱的水电工，就以最快速度判死刑，且拍出五花大绑，吃“用筷子插着的卤蛋”的电视同画面，又是多么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事？
现在我的屠刀就要散发恩泽了，把那些不义的铲除一净。在显微镜的帮助下，我用刀锋轻轻刮，像刮掉一层蜡似的，将那旧皮刮掉。
新皮与旧皮几乎已经长在一起了，我相信这是因为当脱皮的阶段完成，它身体里的筋肉就会开始膨胀，且胀大许多。（否则，它也不必脱皮。）新皮先是软的，有如一层薄膜，一边膨胀，一边风化变硬，所以现在新新旧旧全挤到了一处。
但是以我的功夫，应该没问题。如同刻图章，不敢用力刻，总可以一点一点刮。我几乎可以听到，当那旧皮被刮掉的时候，里面获得解放的“声音”。那是脆脆的一种音响，像是“春溜解冻”，下面是活的流动的水，上面是死的硬硬的冰，那解冻是一种崩，咔咔咔，全崩解了。
手术动完，放回盒子，它立刻站了起来，昂着头，却仍然垂着臂，我开始有点失望，难道手术失败了，又或是嫌晚了？损失既已造成，便无力回天了？
我开始矛盾，如果手术真不成功，我是留着它，天天喂到嘴。由我作螳螂，出去抓虫；由它作主子，等着吃虫。还是照原来的计划，把它处死？”既然死马当活马医，医不好，当然是死！
我也想到“种马”。对那稀世的宝马，即使它伤了脚，也好好养着，等待配种。一个受伤的英雄，虽不能动，生下的孩子，可还能成为会动的英雄。
想到在儿子毕业典礼上，遇到一位来自乌干达的医生，黑得发亮，亮得令人尊敬。他说：你知道吗，在旧时乌干达的部落间发生战事，如果掳获了敌人的大将，并不把他杀掉。相反地，还把自己部落里最强健聪明的女人嫁给他。等他们生了女儿，就鼓励继续生，如果生出了儿子，则立刻把那父亲杀掉。
道理很简单，他们要“强种”，而强种常不是自己圈子能孕育的，必须“远交”，取远处的种。
也想到最近纽约州罗彻斯特的一个奇案——
一位一九八五年车祸后变成植物人的女孩子，住在疗养院里，居然在十年之后，发现肚子大了起来。检查才发现，她怀了孕。她的父母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反对堕胎，于是继续让她怀孕，居然生下一个两磅十一盎斯的孩子。还是自然分娩的呢！
这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就悲剧而言，她被强暴，而且怀了野种，甚至一时不知父亲是谁。就喜剧而言，一个已经没有希望的女子，居然生个健康的娃娃，如果她有知，到底该哭还是该笑？
现在我想，我也要为这只今生没希望的螳螂，找一只“丈夫”，生下一堆娃娃，且由我在明年的春天，看着孵化。
如同在枯骨间长出春花，这是多么凄艳的景色！亮刀
九月七日
清早，还在梦中，就听见砰砰砰砰的跑步声，接着乓一声，房门被打开，老婆和孩子一起冲进来。
“你的螳螂会抓东西吃了。”老婆喊。
“抓了只大马蜂。”女儿喊。
“哪儿来的大马蜂？”我揉着眼睛。
“不知道。”
“不知道？”我跳下床，跟着又跳又蹦的女儿走进书房。螳螂的盒子放在靠墙的柜子上，早晨斜斜的阳光正好照在上面。它果然在吃东西，两只原本不会动的钳子一抖一抖的，好像在不断调整“抓的动作”，使我不太能看得清它抓的是什么。
“你们确定它抓了一只马蜂？”我问。
“是啊！黄黄的，还带黑条纹。”老婆说，十分得意的样子，好像她发现、她立了功。
现在我看清楚了。是只虎头蜂，只是头还被螳螂抓着，肚子已经被吃光了，盒底掉了好多小小的蜂爪子，想必是它不吃而抛下来的。
我也看到已经焦黄的牡丹叶子，和叶子旁边大黑蜂的尸体。突然想通了。那只抱着大黑蜂的虎头蜂，以为它早死了，原来没死，也没跟着苍蝇逃跑，留到今天，进了螳螂的肚子。
会不会其实死了，只是这螳螂太饿，所以抓来吃？眼看虎头蜂全进了它的肚子，我摇摇盒子，使大黑蜂的尸体滚到它的身边，又对“它”喊：“再尝尝这个吧！更好吃、更大块呢！”
它没理，好像视而未见，兀自舔它的两只钳子去了，先弯着上臂，用肘擦脸，擦一下，放在嘴里含一下，有点像猫，把口水吐在爪子上，再去梳头、洗脸。不知道它是不是也有口水，也先蘸湿了手肘，再在眼睛四周一遍一遍地摩擦，使我想起中餐馆里，吃完饭送上的热毛巾，据老一辈说，“当年”在北京，那毛巾不是用递的，而是用甩的。热腾腾拿出来，可以从后堂，隔着几十桌人，一个“长传球”，甩给前桌的堂倌，再交给客人。毛巾烫，甩得又准，客人不但叫好，还给赏。
现在这吃饱了、喝足了的客人，就在洗脸。热腾腾地把那油嘴油脸大手一抹，多过痛！当然螳螂不是用热毛巾，是用热口水，只是那擦脸的爽，看起来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这自家的口水，更卫生。
我这话是“良有以也”，因为当年我在中视跑新闻的时候，特别作过一个专题报志，把到各餐馆收来的“卫生毛巾”送去化验，结果十家有七家不卫生。采访车的司机老林说得露骨：“当然不卫生了，有些毛巾从黄色咖啡馆收来，马马虎虎洗洗，又进了餐馆。你要知道在黄色咖啡馆有不少‘吹奏’的小姐。那茶不能喝，是小姐漱口的；那毛巾更不能擦，是用来擦更脏的东西的。”
从那以后，我绝不用外面的毛巾。我想“他正跟前一位或前许多位使用者，交换一种过瘾。”
如此说来，这螳螂能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口水洗脸，不是比人还文明、还卫生吗？
用手肘擦完脸，它又开始一点一点舔它的钳子，也可以说舔它的下臂和手指。你几乎可以听见，它像婴儿吸手指似地“啧啧”有声，也有点像吃法国“龙田螺”之后的老饕。吃完田螺还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