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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很注意，都包装得很好，实际上用包装掩盖了真我。但在一些小事上体现出的个人秉性就是真我的表现。所以，你既然是一个好人，你就要在大、小事情上一样重视，做到表里如一、大小如一。事实上，注意小事，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古人不是说了吗：“一点水可以见太阳”，又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六、要注意把握现实与理想、梦想、幻想的分寸，牢牢掌握事业成功的临界点。
什么叫临界点呢？就是事物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实现条件。我认为，它是应用和管理领域的绝妙应用软件。人们通常说的“分寸”、“恰到好处”等词汇也许可以作它的注释。
在实践中，上至国家管理下至人们日常生活中运用临界理论的大小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就说做菜吧：清蒸鲈鱼，烹饪时间多了一分钟——老了，少了一分钟——不熟。把握在熟与不熟之间的临界点上出锅——刚熟。若请三人一尝——张三说：“真甜。”李四说：“真香。”王大麻子说：“真嫩！简直就是美的享受。”再譬如人们说话吧：说多了，“罗嗦”；不说呢，“怎么哑了？”只有当你与人说话在时间、场合、数量、态度等方面都做得恰到好处时，听的人的感觉才会舒服。在经商方面，说话是否适度更是自己能否达至目的的前提。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可以不知道临界理论的名称或概念，但不可以不懂得运用临界理论。假如真有这样的人，那他一定无法自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更不用说为社会做贡献了。
现在，我用你比较熟悉的数学概念来说说“现实”、“理想”、“梦想”、“幻想”等问题：“现实”是一个点，从这个点可以分别划出三条线连接“理想”、“梦想”、“幻想”，而确定这三条线中哪条长、哪条短，就是一个人一生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拿我来说吧：我的“理想”是想当作家。我年轻时想，作家是一个多么崇高的职业，曹雪芹一部《红楼梦》让多少代人如痴如醉，流传至今。而那些达官贵人则没有那么好运，正如他说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是啊！现在只有他当年勒紧裤带写的书还在。然而，“现实”是：我老是写小说、散文、诗歌都没有市场，也混不到饭来吃。这时候，就应该认识到这个“理想”不适合我，我唯有选择回头。正因为如此，这人哪，一现实便使得我这一生中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北京，所写的小说、散文就更不用说了；但我的论文、文章、报告早已越过长江、黄河而到了北京，有的还进了人民大会堂等大雅之堂。
讲到“梦想”，我可能更幸运一点。早在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时，村里那些老叔公们就说我：“不会在村里呆很久的，你看看他的眼睛发出的蓝光，就知道是一个官坯子”。
听了这话，我除了努力劳动以外，也梦想着走出村门。1976年，当我到县党校参加武装干部训练，看到包括你母亲在内的果林场的“上山下乡知青”时，我想着日后要比他们更有模样地来到这里看看。果真，四年后的1980年，已经成为国家干部的我又来到果林场，该场场长主动陪着我们采摘他们栽种的水果。
说得更早一点，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曾经坐客车从大柘→石正的公路上走，闻到车上散发的汽油味、看到一路的青山绿水，我突发奇想：如果有朝一日我也是这样坐车出去，然后“少小离家老大回”般坐车回来看看这些山水多好啊！果然，1978年春，我就是以这条路为起点坐车到了广州成为国家干部；1992年春，我又从这条路出发到了深圳，开始了二次创业。三年后的1995年8月18日，当我开着自己的全新丰田轿车，奔驰在新建的205、206国道上，到达家乡地界看着那袅袅炊烟时，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
我还有一个“梦想”值得一提：1991年1月21日至2月11日，我和你及你母亲因故到广州，住在县里买在广州沙河的套房里。以当时广州的房价看，那套90平方米的房子大至四万元能买到。我走在沙河云山大酒店旁的街道上，心里在思考：在大城市里能买两套房子多好啊！（发这个梦的时候，家里也算是万元户了），四年后的1995年，我们家花了比广州多十几倍的价格，在深圳购买了两套90平方米的商品房。
还有一件更离奇的事也说给你听：1987年10月，全家回到村里为爷爷落土建墓。10月15日晚上9时20分，举行爷爷骨灰金缸入土仪式。11时余，大家回到家时有一条不小的蛇走进了自家的房里，大家忙碌了一阵也没有打着。第二天又到重新安葬大姑夏萍遗骨的紫云洞山上察看，据当时办事的叔公说：“阿萍落土的时候正好水口村的哑巴经过，嘴上‘哇哇哇’说个不停，说是万户啊？”满屋的人都笑了。当晚，侄子跟我谈起稀土生意的事。此后，不到半年，凭着乡亲对我的信赖，我只花了三、四个晚上的时间帮乡亲销售稀土，便很正当的成了当时人们十分羡慕的“万元户”。
你可能看到我说的“梦想”，好像不经意间就成为“现实”了。是的，这是因为我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线条比较短，并且通过主观努力不断收缩，以扩大其实现的客观必然性。一旦它们两者的点（临界点）融合在一起时立即把握住，这样便成功了。
但是，假如你看了我的日记，你会发现：我在官场上和工作上的经历却是一波三折的：
1980年国家提倡干部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而我正是这种“四化”干部，没有转正就被组织上确定为领导干部“第三梯队”而加以培养，这也招至了许多异样目光。就说专业职务评定吧，1981年我刚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就被评为经济员，1987年8月22日，我被中国工商银行××分行评定为经济师。当时，由××分行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罗昌签署并加盖分行公章的评审结论是：“夏天同志大专毕业，从事专业工作八年。该同志具有系统的经济专业理论知识，掌握并能正确贯彻执行有关的财经方针、政策、制度、规定和办法；能够解决比较复杂的业务问题，提出重要意见；具有较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在工作中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经评委会从七个方面进行评审考核，评分为七十五点五分，评定夏天同志具备经济师任职资格。”
奇怪的是，到了1988年4月20日在评审表备注栏上加了这样一段话：“根据省行……会议精神，对……青年干部，要从严掌握的原则，经地分行中级评委会复议，确认夏天同志具备助理经济师任职资格。”
且不说我主管县银行信贷工作后所处理的、被省分行信贷处对县政府负责人据以赞誉为“过硬信贷队伍”的“××县五级电站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也不说受命于××分行行长而写的被省银行和××分行领导津津乐道的秘密文件《关于我县稀土开发情况》等对广东省金融系统和广东经济的贡献，单说我以助师职称来到深圳，而深圳特区总公司却以三总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的作用在挖掘我的潜能。每当单位作项目研究、边际贡献分析等重要决策时，无论有多少中级职称人员参与，总是把我推到核心地位，我的书面意见一般就是单位的正式结论。重返金融部门后也是如此，1998年春，深圳市民银行主动把《高级经济师呈批表》送到我的办公室，一再叮嘱我抓紧呈报。
你看，在两地对待人才的人文观念上，一边是尽量的压一压，反正一样干活，无伤大雅；另一边是用得上就用、有条件就上，人才越多越好，评上了对单位的影响是正面的。我想，这就是广东省里，山区家乡与珠江三角洲的差别所在。我来深圳，也是因应了“人挪活、树挪死”的道理。
现在，回应到前文所说的人生所走的关键几步。我可以告诉你，父辈对自己所走过的人生几步的看法：
第一步，高中毕业回家务农是无奈的一步，但也是我一生中最自然纯朴而又游刃有余的人生阶段。这段生活使我深刻认识到：一个人靠自己的双手吃苦耐劳是得到社会认可的最好广告。这段经历教我诚实做人，同时，也锻炼了我百折不挠的意志。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每当我听到彭丽媛早年所唱的《父老乡亲》，我那从不轻弹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
彭小姐的歌声真有绕梁三日之功。每当我梦回乡里，看到我曾经劳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