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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天的座谈会上，纪委李书记和各单位的代表都好像有准备似的踊跃发言，而夏天则真的像张书记说的：带了长在自己脑袋上的一对耳朵——洗耳恭听。
到了下午，夏天干脆换了个位置——在人们最注意不到的地方坐了下来。其实，这是夏天一贯的性格特征。也就是说，在他不太熟悉的环境里，无论在市里，还是在总行，他都不会抛头露面的。有人说这是夏天的缺点，但在市民银行接收服务社时，三个信贷部加上计划部合并为一个部，竞争不可谓不激烈，而王显耀恰恰是看上了夏天的这个特点，而对他加以使用的。
座谈会结束后，夏天计划明天单独向王显耀汇报。于是，便直接开车回到家里。
晚上休息时，夏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时而过滤着市里开会的内容，时而不断闪现着到深圳工作后的片段，尤其在金融服务社几年来工作的片段，更是不能忘怀。
夏天深有感触地自语道：“我能够在权力高度集中的金融服务社工作数年，并把握住自己，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党组织和人民的肯定，不能不说是自己严格要求的结果；不能不说是自己努力学习、努力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与自己的性格上的缺点有关。”
夏天转了个身，自嘲道：“这性格上的缺点怎么能转为‘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的优点呢？”
颠来倒去的思绪把他重新引到了刚来深圳的一幕幕生活场景。
…………
夏天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后来，明朝于谦的《石灰吟》的意境浮现在他的脑际：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夏天在心里说道：“与于老夫子自喻坚韧的性格，高尚的情操，勇于牺牲的精神相比，我是表里如一的对事业的执着，有着横刀立马般的勇气，傲立于天地之间，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是啊！夏天不是名人，不是高官，但是，他所做的事业，对后人留下的影响，着实鲜活地展现着一个时代宠儿对人生的忠诚，对历史的忠诚。你若与他共过事，纵使当初与他有过不少冲突，但在离他而去若干年后，你会情不自禁叨念起与他共事的日子来。而且对夏天雁过留声的感慨会愈发强烈。
一些受过夏天批评教育的部下，甚至把曾经被夏天批评过作为炫耀的资本，在夏天走后津津乐道地叙说给后人听。他们对于夏天对事不对人，正直无私的宽阔胸怀，深怀敬意。而夏天本人的心态确实是坦然的、充实的，他对物质的欲望不强。
有诗为证：
往事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
不见当年交往客，三餐一宿各东西。
第一部 2、搞改革摸石头过河，闯深圳胆大的先富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政治领域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进行系统清算的会议，也叫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经济领域，党和国家也在心急如焚的思考着如何拯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这是多么两难的局面啊！这次会议结束后，全国各级政府的会场里，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两条横幅，一条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另一条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推进四个现代化！”
明眼人已能看出：这与两年多以前，毛泽东在世时的政治氛围已经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过去强调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曾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又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但是，这些整人的东西终究不能当饭吃。全国九亿人，要吃饭，要工作，要穿衣，单靠几句口号行吗？
1966年以来，国家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好在保密工作做得不错，以致外国人也不知道中国的虚实。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穿几乎一样的服装，要么是“毛式”，要么是“中山装”。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得到了改善，美国派出老布什出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他带了个十来岁的儿子到北京上任，这就是后来人们通常叫他小布什的那位。小布什常常在北京满大街的骑自行车兜风。
这小子，也许正是由于当年在北京的熏陶，回到美国后居然当了两届美国总统。他在当总统后接受记者的访问时，曾说起他的中国印象：当年的中国有两个体特点，一是满大街都是骑自行车的人流，没有什么空气污染；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全国人民不分男女，都穿统一的衣服。
诚然，年轻的小布什没有像当年也是年轻的毛泽东那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就深入到江西寻乌等地开展农村与农民调查，并写出了不朽名篇。当然，这不能埋怨小布什，因为对外国人要求不要太高，他不说你的坏话就已经不错了。
事实上，中国的农民难哪！难就难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做法束缚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自从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后，农民的生存就很艰难了。那时候，农民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转换成粮食维持生计。但生产队给的粮食不够吃。于是，农民们就在田埂上或是地头地尾，乃至在山上开点荒，种一些杂粮，收成之后，聊补无米之炊。这种行为在当时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要连根斩除。试想，当时的农民能吃饱吗？而中国的问题恰恰是：农民占了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不解决，就是国家的隐患。怎么办呢？
中央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要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条条，是不可能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幽默地传播着邓小平被第二、第三次打倒时被据以批判的名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看人们讲话的语气，显然是赞赏有加的。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实际上也在探索着前行的路。这时，人们看到中央的想法是：不要争论，少说多做；摸着石头过河，不行就回来。
事实上，这也难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因为在当年的中国，一是极“左”的理论宣传了二十多年，形成了很多思想理论禁区；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前人没有搞过。在工作的时候，错误和学费是要交的。
当时的广东沿海地区，因为毗邻香港、澳门，与外资在经济上一直联系紧密。随着国内政治气氛的缓和，华侨、华商不断来祖国投资探路，而处在经济活跃区的广东省领导人中，也不乏行家里手。他们就像当年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夺取政权一样，看到这些发展经济的机会，脑海中闪现出中央叮嘱的：“要杀开一条血路来！”于是，广东就有了“先走一步”的政策优惠。
有一首歌描写了当时改革开放的神来之笔：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
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啊！中国，啊！中国，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
大家知道，这个老人画的圈里边就是今天深圳市的其中一小部分，当时，由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用铁丝网围起来，叫“二线海关”。围住的部分就叫“深圳特别经济行政区”。
大家也许不太知道深圳地名的由来。如果顾名思义来理解，深圳者，乃小沟也；深：则比普通的小沟大一点、深一点而已。因此，原来的深圳的地名也许大体讲的是深圳河周围罗湖口岸边的小地方。三十年前，香港人通常说：“过深圳，”就是指过罗湖口岸。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当年的深圳地名的上层地名是罗湖，罗湖地名的上层就是宝安县，而县政府的地址就设在现在的东门人民北路周边地区。也是三十多年前，广东内地人来深圳，通常说：“去宝安。”而宝安县属于现在叫惠州市的惠阳地区管辖。所以，深圳起码是宝安县辖下的一个小地名。
现在，该说说这篇故事的主人公们，怎么样与深圳结下不解之缘的。
夏天在广州读书时，恰逢祖国日新月异变化着的春天：作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著名的“七七届”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