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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力资源研究所秀城分所的办公大楼，所有的房门紧闭，给人一种窒息的死寂，只有三楼经济信息调查中心主任办公室半开半掩的门缝里透出的一丝光亮略略显得有些生气。
江之河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呆坐着，在这个星期天的日子里，没有人来打扰清静。在家吃过午饭之后，郁闷的江之河总感到心里憋得慌，例行的午休习惯也被打乱，百般无聊中干脆走出家门到外面透透气，不知不觉却来到了办公室。
江之河倚在窗前，杂志架就在他的身旁，上面躺满的全是《企业家》周刊。他望着近处遮天蔽日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市、穿梭不停的人流，偶尔抬头远眺绵亘起伏、挺拔蜿蜒的黛色山峦。良久之后，他的心底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感到心里空空荡荡。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偌大的一个城市怎么就容不下小小的几十个创业者呢？就算他们的意识过于超前了，就算他们属于“另类”但这也不是从前了呀，改革难道不需要更多具有超前思想甚至属于是“另类”的超前思想的能人干将吗？如果没有“另类”的超前思想能有社会的进步吗？
江之河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几十年，这里的一切已经与自己融为一体。“文革”期间，满天飞舞的大小字杂志让他对秀城人飞扬的文采、犀利的笔头产生了一种敬畏。改革开放以后，文采、文风俱佳的秀城人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市场的开禁让秀城又冒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杂志刊，“秀城人会办刊”甚至成了全国普遍认同的一种现象。但真正办成气候，在全国有名气，还是只有《企业家》周刊等为数不多的几家期刊。
江之河感到秀城这个地方很怪。一边是靠在长江边上，一边是嵌在山峦之间，既有江河贯通大海勃勃气势、又有重峦叠嶂盆地意识阻隔的封闭，既受到秀江的不息奔流的熏染又有盆地意识的束缚。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衍生出许多奇怪又无法解释的现象，如同《企业家》周刊的遭遇一样令人费解：
《企业家》周刊的波波折折，本不该有但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初，游东方找到他挂靠，他能够应允并不是说自己曾经几度有过什么埋藏在心底的十分了得的未了梦想而不能得以实现，正好遇上了游东方这样敢想敢干的青年人，而在那一刻凭借自己卓越的识人慧眼和超人胆识，并通过游东方来实现自己多年来没有实现的崇高伟大壮举，只不过是想用自己一颗力所能及之心和绵薄之力去培植一件新生事物而已，这在改革的年代虽然是许多人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但由于这是一件涉及意识形态，关乎“禁区”、“雷池”的领域，加之尚有种种禁锢和人们无法开启对于意识形态的传统封闭意识的现实，却让她成为一道让许多人不愿意去冒险破解的难题。
对于游东方的办刊才能，在秀城的期刊圈子里似乎没有人不知道，大气者投之以认可、敬佩的晶莹目光，小气者表面从善如流但心底无不暗含酸溜溜的醋意。就连他这位办着两份科技刊物的主编辑都早有耳闻。虽然看得起游东方并相邀于他的人不少，但是当事情真正干起来之后，却用很多的条条框框去禁锢他的创造力，甚至干脆无法继续容忍他那仿佛时刻都在不停地勃发创造力的潜能的继续发挥，尤其是每每到了涉及职务的任命时，就会拿出文凭、职称、党员、干部等档案身份上的致命“缺陷”予以否定。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只要是游东方办好一张杂志就一定被人接管一张的尴尬局面，他在无形中也就成了一个多次被人利用之后，要么束之高阁，要么被搁置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境地，但他还是一往无前地拨涉于漫漫求索期刊改革的突破口而不得、甚至常常连自己的饭碗也因此而变得朝不保夕，而处于只有靠微薄的稿费来聊以维计的囊中羞涩地步。尽管如此，比起他被理想主义精神燃烧得在内心奔涌的热情来，他还是痴心不改地淡然于眼前的名利得失，更不屑于蝇头小利的驱使和对他抱以观望甚至冷嘲热讽的人，因为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人的冷嘲热讽对于他来说无疑已经等同于每天清晨起来都要打扫一番房间的灰尘，或是清洗一下因为星夜兼程的跋涉而被昨夜西风拂面而残留于脸上的污秽，当仿佛是只有钟情于他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的时候，他又是兴高采烈地迈开了大步，跋涉于寻找杂志业与期刊改革新的突破口的新途径之旅途上，那样的冲动无疑胜过一切美食、美色、美的居住环境对他的诱惑。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拿着理想主义当早餐，而不停地跋涉于憧憬理想主义的征途之上；拿着英雄主义行为当晚饭，而永远活在对前方大路有待认知的理想乐团（奇*书*网*。*整*理*提*供），也就成了他没有归宿永远跋涉的迷恋于远方、大路，从来就没有奢望于追求竟然还有一个止境或是幸福的福祉，或止境与最终的不但挑战前方亦挑战生命最终目的或栖息点的人。尽管实际生活中的他是相当实际的一个人，令他朝思暮想而不得的前方之路，和总是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使他在令他心驰神往憧憬理想的道路上——寻找杂志业与期刊改革乃至期刊改革的突破口，而永远没有结果永远令他亢奋的精神驱使下的他，无疑也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悲情人物。活在理想中的人岂能不是悲情的人；追求没有限度的人岂能不是悲情的人；在时代改革大趋势的驱使下，掀动了中国杂志业与期刊改革大幕的人，在被如此传统模式束缚的体制下——一个触动了社会最敏感神经的人又岂能不是注定了他悲情的人生呢。
《企业家》周刊敢想敢干的前卫行为，敢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不是引来交口称赞而是引来阵阵非议和责难。既便他们不敢奢望人们的交口称赞，与情与理也不该引来阵阵非议和责难。他们需要得到呵护而不得，需要关怀而非正统，也就无法再指望这些，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的只是他们秉承不变、顺应时代大潮的潮涨潮落而甘当时代的开路先锋、誓做时代弄潮儿的先导。他们快速发展的飞奔脚步，用不着他人的肯定，事实已经肯定并证明了他们是在肩负着先行者的使命，作为先行者就该勇于承担先行者的重负。他们无愧于先行者，因为他们不但超越了对他们冷嘲热讽者、冷眼观望者，也超越了他们自我的种种表现，就是时代给予他们的比任何的肯定都更高更公平公证的肯定。他们更用不着充满文人相轻的期刊圈子里科班出身、传统作风的人对他们特立独行的行为的“瞧不上眼”，那样的瞧不上眼明显是打翻了醋坛子的瞧不上眼。
杂志初创时期，游东方常常到秀城日报社印刷厂排字车间亲自拣字钉这种事，自然就该让习惯于养尊处优吃皇粮的高高在上的无冕之王们瞧不起，因为这样的举动如果来自传统圈子里的领导，那叫率先垂范，对于一般的捡字工可以叫做热爱本质工作或忠于职守抑或爱岗敬业，而对于一个当时不过刚刚起步的无名小杂志的所谓老总来说，只能叫自作自受，因为他不这样做便不足以为他刚刚组建的团队形成亲合力和基本的凝聚力，而因此变成世俗的大人和准大人们茶余饭后讥讽、嘲笑的话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更有甚者倒是准小人或纯粹笔直的小人，竟然会在大会上把《企业家》周刊作为反面的事例拿来警示本单位的员工，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文革遗留在某些人身上的遗风和脑子里的固疾，对于与主流唱反调或标新立异的苗头，最好是先把他用制造舆论的办法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虽然用心何其良苦，但还是源于骨子里的佩服，而演绎成表现在表象上的蹩脚所造成的心理失衡，并由心理失衡而诱发反刍，由反刍上升到比心理失衡更充满反弹韵味的嫉妒。
《企业家》周刊从谋划筹办开始，始终得到市里相关部门、期刊出版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帮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该说获得更多的支持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谁会想到已经办了两年半有余，而且日渐红火的《企业家》周刊还是一个“黑户”？申请国家财政不给经费、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的杂志告递交了一次又一次，但一次次都被搁置，不是被退回就是没有下文。没有编制就等于不承认这个机构，没有机构就意味着“非法”。如果遍布全国的《企业家》周刊的订户和读者，知道这张杂志还是一个只有“准生证”而没有“户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