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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而奔忙，直到施莱伊贝格在阿根廷定居的手续全部办妥，美国军方这才算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
此后，施莱伊贝格在阿根廷。冶然自得安度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人来打扰他。
第六节 放手使用纳粹战犯，将其推上反苏第一线
为了对抗同样拥有核武器和现代化装备的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美国积极唆使和支持法国总理提出的组建一支欧洲军的计划，力图把前纳粹武装力量名正言顺地变为西德国防军，使其充当对抗苏联军事集团的骨干力量。为此，驻德美军当局开托、释放了大批纳粹军队中的战争罪犯。
在美国的默许和庇护下，前纳粹德国军事情报局东方处处长盖伦出任西德联邦情报局局长，纳粹高级将领汉斯·斯派达尔（曾任纳粹德军驻法国部队参谋长，是隆美尔元帅的主要助手）和阿道夫·豪辛格（曾任纳粹武装力量大本营作战处长，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北约总部中担任要职；纳粹坦克部队中将路德维希·克吕维尔被美军内定为西德国防军总司令；纳粹海军上将赫尔穆特·海耶与弗里德里希·卢格，则被美军占领当局委以制定在北海和波罗地海同苏联东欧国家作战计划的重任；希特勒时代的海军中将勃格尔，则被美军当局内定为西德海军总司令的最佳人选；纳粹空军将领艾森霍威尔。查伊德曼、曼施泰因和驱逐机王牌驾驶员阿道夫中将，依照美军占领当局的指令重建德国空军；至于西德国防军的4 个主要军团的司令官，美军占领当局决定全部由纳粹将领担任，即冯·曼托菲尔、冯·施威林、迪特洛弗森和冯·斯文宾伯格。1953年2 月，西德国防军成立了遴选委员会，负责透选未来的各级军官。其主席不是别人，而是前纳粹陆军人事局长（后又升任兵团副司令官）孔岑。在克里特岛战役中对和平居民与战俘犯下残暴罪行的纳粹空降兵将领施图登特，也奉命出任前伞兵联盟二主席之一；曾在柏林战役中被希特勒寄以厚望的纳粹德军第九集团军司令官文克，受命赴阿根廷招募前纳粹将领、军官和党卫军军官回国服役；前纳粹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被美军驻德总司令部战史局招聘，并兼管情报工作。曾在纳粹德军总参谋部担任过要职的冯·波宁、冯·基尔曼塞格、乌尔利希·德·密兹埃尔这三位陆军L 校，被美方安插在西德陆军部，负责研究未来对苏联进行战争等核心机密问题。类似他们这样的前纳粹德国总参谋部军官，在西德陆军部当中多达七八百人，占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在希特勒参谋本部作战处长勃兰特将军领导下，在西德卡塞尔成立了德国军官团。在50年代前期，指挥西德边防警察的主官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军事情报首脑之一格哈德·马斯基；在西德东、西、南、北四个方面的边防警察首脑中，除东部外，全部是前纳粹德国高级将领，他们是汉斯·布隆、格尔贝尔特·希捷和安东·格拉塞。
在美军管制当局的默许和配合下，西德政府于50年代初期向法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派遣了多达7 百人的非正式军事使节团，其中的纳粹战犯至少包括2 百人，例如前纳粹陆军将领赫尔穆特·冯·法尔姆巴赫、蒙采尔，炮兵将领尤利乌斯·布劳恩，党卫军将领卡茨曼等，以及费歇尔上校等几十名党卫军校级军官。
五六十年代之交指挥国防军的将军们绝大部分均为希特勒军队中的上校以上军官，其中45人的军衔已经达到将军。西德的将领中有 70 ％曾在希特勒德军的总参谋本部工作过，或者就是纳粹前国防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成员。当时有7 名西德国防军的将军曾被判决为战犯或被列入盟国战犯名单。
第七节 法国等西方盟国紧步美国后尘
二战结束后多年，世人似乎觉得法国政府包庇纳粹战犯的问题不很明显。其实，这也只是表象而已，法国与英美的做法，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的关系。正是依照50年代初期法国总理提出的欧洲军计划，法国同德国“化敌为友”，进而将一批批死有余辜的纳粹战犯减刑甚至干脆释放。这个进程大致从1954年就开始付诸实践。只不过整个西欧都在因“共产主义的威胁”而谈虎色变，大部分人的注意力早已偏离了追捕纳粹战犯，所以直到很久以后，一些有识之士才回过头来追溯当时的法国政府庇护纳粹战犯的问题。1983年4 月5 日，法国《世界报》刊登署名文章《法国特工部门曾起用过去的纳粹分子》。它披露：“法国的秘密情报机关在二战后起用了熟悉情况的前纳粹分子，这些人过去曾是第三帝国的秘密情报人员，多数是在1945年以后在战俘营内发现的。对前纳粹分子的招募，是以反间谍机关缴获的德国特工档案以及前线军事侦察部门收集的文件为基础进行的。该项工作是由1944年11月成立的研究与调查总部（现今法国对外安全总部的前身）的人员实施。一些法国特工也承认，招募对象主要是曾在以下两个部门工作过的纳粹分子：二、中央保安总局第六局（国外情报局）。它有2 个科负责受苏联影响的地区，包括伊朗、土耳其、某些阿拉伯国家和东欧国家，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2 、中央保安总局谍报局（原属总参谋部，”七·二零“事件以后并入中央保安总局）。二战一结束，法国秘密情报机关立即着手招募了近百名前纳粹情报官员，目的在于恢复或新建必要的情报来源体系。法国特工们企图通过这些纳粹分子作为中介，以便同这些人昔日物色的谍报员和特情网挂上钩。当时，纳粹德国情报部门二战前和战争中在东欧各国建立并已使用过的谍报员和特情人员大部分尚未被苏联驻军发现。”布尔什维克的急剧扩张“，使法国同昔日的仇敌德国站到同一条战壕里。法国政府还秘密地从德国招募了V —2 火箭技术小组的重要成员沃尔夫冈·皮尔茨教授，他后来成为法国的”凡隆尼克“火箭之父，而这个火箭是戴高乐总统的空间计划的基础。
法国驻西德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庞塞，在他写给当时的西德总理阿登纳的信中讨好地说，“在对待纳粹战犯方面，我使用了1500次赦免权。”1951年6 月，法国当局从狱中提前释放了重要的纳粹战犯贝伦加特·兰凯，他曾任纳粹德军伞兵部队的将领，后又担任驻法国布列斯特要塞司令。他的罪行是野蛮地迫害和侮辱法国和平居民。1954年更加出格的事情令国民大惑不解，法国司法机关又悍然释放了两名为举国上下切齿痛恨的顶尖级刽子手、盖世太保驻法国总头目奥伯格和克诺亨以及一大批原来已被判处死刑的重要纳粹战犯。
澳大利亚也曾存在这方面的劣迹：藏匿在澳洲的纳粹战犯，不仅有德国人，还有不少克罗地亚独立国时期的乌斯塔什分子，其中一些人身上沾满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鲜血，早就为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所通缉甚至缺席判处死刑。据1999年8 月16日出版的《悉尼先驱晨报》报道，1946—1951年期间，在政府明令禁止德国人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那段时期，出于英国1945年9 月18日的要求，竟有至少127 名德国科学家秘密进入澳大利亚，以防他们为苏联争取。其中31人是纳粹党员，12人属于纳粹其他组织，10人曾在为纳粹集中营提供杀人毒气的化工企业中担任职员，6 人是党卫军成员。在这批科学家当中，有7 人曾被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做为战犯加以通缉。澳大利亚政府的目的是利用这些人参与当时极为机密的火箭研制计划。在当时，澳国家安全机关曾极力反对这项计划，但执政的工党政府，根本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此外，澳大利亚也多次对抓获的纳粹战犯实施重罪轻判：1953年2 月，澳大利亚法庭对纳粹战犯布赫马埃尔宣判无罪释放。事实上，该犯曾直接参与对波兰拉当集中营内囚犯的屠杀，使该集中营的3 万名囚犯仅剩下5000名得以生还。该法庭对设在荷兰安亨纳粹集中营的司令官、党卫军少校弗兰茨·多宁格尔也只判处2 年半徒刑。而他在该集中营任职3 个月期间，曾下令处死了数千名囚犯。直至20世纪末，维森塔尔中心还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了46名现在仍生活在该国的证据确凿的纳粹战犯名单。与美国的做法稍微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政府收罗纳粹科学家的计划名为“火柴盒”计划。
5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的胁迫下，西欧各国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