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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上了内科医生，后来也在故乡担任过市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公务员。二战前夕，他应征人伍，在纳粹空军中担任军医。1939年10月初，他被招收进元首府工作。他的长官维克托·布拉克向他介绍了“安乐死”屠杀活动的基本情况，并邀请他加入。正中下怀的舒曼一口答应，并随即于1940年1 月担任了纳粹德国第一个处决中心——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位于弗腾堡州）的主管医生，并充当中心主任恩斯特·鲍姆哈德医生的助手。
从此，舒曼医生开始了他的杀人生涯。经过精神病学的短期培训，他于1940年9 月被调到杀人规模更大的处决中心——佐恩施泰因担任主管医生。此期间，他经常行使杀人的权力——到各个集中营——奥斯维辛、布亨瓦尔特、达豪。弗洛森贝堡、格罗斯罗森、毛特豪森、瑙因加默和尼德哈根挑选不适合从事劳动的病弱囚犯，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处决中心，用毒气和针剂加以杀害。1941年7 月28日，舒曼第一次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到来，给575 个囚犯带来了死亡。在大规模屠杀精神病人的同时，他对通过爱克司光照射生殖器官的绝育手法兴趣益浓，并有志于发明一种经济而又高速的爱克斯光照射绝育方法。经过纳粹高官布拉克向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大力举荐，舒曼如愿以偿，于1942年10月，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医院上任。此后，他便一步步成为专门以摧残青年男女囚犯的生殖器官而臭名昭著的恶魔医生。一时间，他成为奥斯维辛主营10楼——专门对男女囚犯进行绝育试验的诊所的主人，决定着成百上千个囚犯的生死存亡；直到另一位比他更有来头的知名妇科专家卡尔·克劳贝格将他挤出10号楼为止。但是，执着地探索绝育新技术的舒曼，很快又在比克瑙分营女囚营的28号楼和30号楼建立了具有同样设施的诊所。
极为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使他不相信也不允许敌对种族中存在英俊少年和绝色美女，特别是在被纳粹认为属于十恶不赦的犹太人当中。因而，当他挑选用以作为试验对象的人选时，他尽可能地把所有犹太美男子和美女首先挑出来，这样他们的生命很快即将不复存在，至少美貌将荡然无存。据说希腊与荷兰盛产美少年和美女，他就把选择对象集中在这两个国家的青年男女囚犯身上。的确，这些美貌的犹太青年男女只有10％得以活到战争结束。他们纷纷死于伤痛、并发症、手术失误、体能耗尽和休克。一进入手术室，舒曼立即收敛起温文尔雅的假面貌，顿时变得凶狠。
粗暴而野蛮，男女“病人”动作稍微慢了一拍，或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他马上就要高声呵斥，对一丝不挂的男囚拳脚相待，对脱光衣服的少女推推搡搡，强使他们站在特制的爱克司光菱型灯泡前接受超剂量的照射，对男性照射睾丸，女性则照射下腹和盆腔。为测试不同强度的辐射效果，他经常变换照射剂量。经过5 —15分钟的“治疗”，这些青年男女的生殖能力即遭破坏，不少人的阴囊或外阴被严重灼伤，变得发黑并很快溃烂。因白细胞大量受损和激素紊乱，接受手术的少女们呕吐不止，腹部皮肤被大面积烧伤，疼痛钻心，在地上打滚。然而，对这些不幸的男女而言，这不过才是第一关。此后，接受手术的男子在一个多月后，女子在3 个月之后（此期间，不少少女和少年已经因照射过量而虚脱死亡），还要对他们再进行两次检查性手术，每次切除受害者一侧的睾丸或卵巢，送往柏林进行高倍显微镜下的病理病变研究。被摘除了一侧卵巢的姑娘们，通常在三四周之后，刀口刚刚有所愈合时，又必须接受第三次手术，即切除另一侧卵巢。摘除性腺本是一项高难度的妇科手术，但由于纳粹医生根本不把受害者当人看待，手术作做的敷衍了事，往往造成感染或大出血或腹膜受损，因而又造成病人新一轮的死亡。来自希腊萨罗尼卡的17岁犹太少女贝拉，被舒曼作了辐射手术。在一侧卵巢被摘除还不到一个月，又被他强行摘除另一侧卵巢，结果几天后就死去了。舒曼甚至纵容属下的波兰医生德林毫无责任心和同情心的冒险之举一在100 分钟之内给10个犹太少女切除一侧卵巢。手术是完成了，但因时间短促，只好既不消毒，也不注射麻醉剂，刀口也缝合得极不仔细，乃至10名少女在手术后全部因内出血死去。即使通过了两次手术切除，受害者仍然难逃死亡的劫难。男女病人在手术后往往面容憔悴，疲惫不堪，甚至行走困难。他们已经变得既无医学试验价值又无劳动能力，绝大多数人的归宿只能是被赶进毒气室。有些女囚被送回比克瑙分营后，因身体极度虚弱，行走困难，竞被焚尸场的负责人奥托·莫尔抛人火坑中活活烧死。舒曼究竞用绝育手术害死了多少人，显然已难以估算出准确数字。但根据舒曼医生的惯例——每周M 作3 天，每天可以给30名囚犯进行照射来估计，可以大致估算出，在他从事此项科研活动的2 年半时间内，大致有六七千人被他和他的助手实施了这种极其残忍的手术，其中至少有3000多个男女死亡。仅在1943年回四月回日，舒曼及其助手们就给201 个经过照射手术的青年男子摘除了睾丸。1943年8 月，在比克瑙分营医院的中央病室，舒曼一伙一次也给60多个希腊青年男子作了摘除睾丸的手术。尤为残忍的是，舒曼在给男性囚犯摘除性腺时，经常不预先使用麻醉剂，使他们遭受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其他囚犯证实，受害者的凄惨嚎叫声传遍了整个营区。实践证明，这种绝育疗法不符合纳粹既要灭绝犹太人又要尽可能保存劳动力的初衷。1944年4 月29日，党卫军医务局局长维尔那·布兰肯堡向希姆莱提交专项报告，认为借助爱克司光照射实行大规模绝育的方法是不适宜的。后来，舒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绝育新方法未获成功，一是试验对象在手术完成后非死即残，不能继续充当劳动力；二是成本太高，许多集中营拒绝使用、推广。但舒曼仍不死心，1944年6 月他调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继续进行这种害人的勾当，他行医的9 号楼立时变成残害数百名女国的刑场。这一次，他的试验对象中，不仅有犹太姑娘，也包括吉普赛少女和女孩，其中最小的只有6 岁。作为多年医生的舒曼，头脑中却全无保护儿童的观念，他把幼女和成年妇女同样作为试验对象。结果是，接受爱克斯光照射试验的15岁以下吉普赛女孩几乎无一生还；1945年回月的一个下午，舒曼在9 号楼给2 名15岁的吉普赛女孩进行下腹部照射，结果她们都在声嘶力竭的哭叫中丧生。俩人的腹部均被严重烧伤，情景残不忍睹，就连党卫军女护士也不愿意多看一眼。而那些年龄大一些的少女即使能够侥幸活命，也永远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她们所得到的只有更多的下地狱的机会。1945年 4月 30 日，当苏军解放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之时，罪恶累累的舒曼医生早已不知踪影。
经过几个月提心吊胆的奔波劳碌后，舒曼在德国西部小城格拉德拜克露面了。
他先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警察，接着又恢复了医生的本行，在一个运动队当医生。
这里追捕纳粹战犯的空气很是淡薄，舒曼又是一个尽职和热心肠的医生，因此他很快与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洋洋得意的舒曼，在1949年举行的一次同人聚餐会上暴露了自己的庐山真面貌，但周围人们对他的态度并未发生变化。直到1951年，不断接到举报的盟军和德国司法当局终于找到了这名纳粹战犯的足迹。然而，神通广大的“奥德萨”组织及时向舒曼报了警。当警察敲他家的院门前几个小时，他又一次逃之夭夭。不过，在德国已经没有这位恶名昭彰的纳粹医生的藏身之地，他于是仓皇出逃到法国。在电影城嘎纳，他巧遇T 一4 同行卡尔梅尔和他的妻子弗罗丝（夫妻两人也都是纳粹战犯），并得到他们的资助。如此，他得以远走高飞。1955年以后，舒曼医生又出现在苏丹，他成为一艘客轮上的医生。直到1959年，舒曼才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他在苏丹结识了当时的加纳总统恩克鲁马，并被后者聘为自己的随身医生。此期间，尽管欧洲许多国家均对舒曼发出通缉令，但恩克鲁马根本不为所动。舒曼躲在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内悠然自得，被奉为上宾，锦衣玉食。较之东躲西藏的另一个纳粹医生门格尔，不知要强多少倍。可惜好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