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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的范围方面。科巴一斯大林也是从小事偷起的———他抢劫邮局，抢劫轮船上的现款……他从这些“剥夺”作起，最后发展到对全国农民的大剥夺。他的成功的时刻到来了。他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和怀有政治野心的掠夺者。完全是由于他斯大林的那种天才的远见，才及时地消灭了富农这个敌对的阶级。他在红旗的掩护下对农村进行了大洗劫。在所有这几年中。那些热心效劳的思想家们，曾经制定了许多个变幻无常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和消灭富农的纲领，他们就这个抽象公式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展开了争论，还非常狂热地引证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在引证时也展开了一番争论。他们只是在如下一点上意见一致，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是在伟大的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
在集体农庄处于灾年时所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是要分裂农村。但是，在斯大林看来这还不够。他在煽动农民发生内讧时，还企图使传统上形成的牢固的农民家庭也发生分裂，企图利用少年儿童来同“富农”和“富农的帮手”作斗争。在乌拉尔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个男孩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富农父亲。这个男孩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的“功绩”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儿子出卖了父亲，因而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碑，并且还编了一些歌曲来歌颂他。政府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范例来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少先队员。
而给那些被流放的或被枪毙的“富农”的子女则准备下了一种可怕的命运。凡是戴上“富农的儿子”、“富农的女儿”这种帽子的儿童，对于在国内获得普遍的教育这一点，是连想都不用去想的。“被褫夺公民权者”——这是那个残无人道的时代所产生的又一个新字眼。几百万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农民，几百万农民的子女被剥夺了一切：房屋和粮食，自由和公民权。
农民家庭出身的党的工作人员或苏维埃职员——在全国，农村居民占优势——在报告自己的经历时，总是竭力强调自己的父母是真正的贫农。他们在履历表中则写上“出身于无马户”。这标明他是可靠的。正如在往昔时代贵族出身的人是可靠的一样。谁如果提到自己的父亲是中农，他就要立即受到审查。而出身于富农的人是连填表都不能填的。
很多被调进党和国家机关的青年人以及被调进军队和保安机关的青年人，由于他们是斯大林在农村进行大清洗的见证人，所以他们牢牢地掌握了一条：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已经在精神上作好了遭受大恐怖的准备。
1932年时，鲍里斯·帕斯特纳克决定跟随其他作家到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去体验生活。他想写一部描述社会主义农村的书。他说：“我在那里所见到的情况，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那种残无人道的、难以想像的灾祸，那种可怕的苦难，好象已经成了一种不实际的、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病啦。整整一年都睡不了觉。”①
①《新世界》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6期第208页。
……当局剥夺农民是第几年了，消灭农民是第几年了，实际上当局简直是在杀害农民，迁移农民，使他们定居务农，而粮食收购量却越来越少。在北高加索，竟发生了把整个村庄、整个集镇都强迫迁走的事情。但是，就是使用这种极其残暴的手段也无济于事。提高粮食、肉类、蔬菜的收购价格倒是可以试一试的，因为这些食品的收购价格只是零售价格的1／10。但是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工人和农民，这与社会主义建设者有何相干呢？斯大林鼓励不管收成好坏和有无储备而硬是要把农民的粮食拿光的作法。很多集体农庄连种籽储备都没有了，在普遍搜查之后，农民的小木房里一无所有。只有带把的杯子、小水桶、碗和这些物品的勺子……
男子汉战士一领袖①（仅只为了这个字眼，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其全力来压制农村。农夫们不堪忍受。为了不被饿死，只有逃跑。可是逃往哪里呢？去盗窃用汗水所获得的产品也“不可能”，因为你知道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会得到什么报应吗？斯大林除了看见“粮食收购方面的怠工行为”外，什么也没有看见，而且也不想去看见。而对付怠工行为，手段只有一个，这就是恐怖手段。农村十室九空了，幸免于难的农民们都躲藏起来了；全国足足有一半适宜耕种的地区都在闹饥荒。需要引证数字和证明材料吗？那是所有有人性和有求知欲的人都知道的。整个整个的农村连同儿童和老人都灭绝了。首先死去的是农夫。那些还有力量走动的人，都奔向了火车站，或者是涌向城市，路途上布满了尸体。而周围竟然象在战争中那样，到处都是阻击部队。因此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看来恐怖手段眼看就要因饥饿而受挫了……
①这里的“男子汉战士—领袖”是用来讽刺斯大林的——译者注
1921年时，人民已经经受过一次饥荒——那是战争和经济破坏造成的后果。受害的有17个省份，有2000万农民濒临死亡边缘。1932年秋天到1933年春天所发生的饥荒是可怕的。这不只是在规模方面。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由人为而造成的饥荒。在1921。年时，全国都来救济伏尔加河流域。当时从国家的储备中拿出了1200万普特的种籽和3000多万普特的粮食运往闹饥荒的村庄。①苏维埃政府很乐意地接受了外国工人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救济。许多火车车厢满载着美国救济总署赠送的食品运往伏尔加河流域。而在1932—1933年时，闹饥荒的地区没有从国家得到一公斤粮食。斯大林没有从饥饿的死亡中拯救过一个婴儿！
①А．拉基京《以革命的名义》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6、140页。
有一次，在饥荒的灾难最严重的时刻，斯大林到南方去休养。火车行驶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陪同总书记的《消息报》编辑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农民正在纷纷饥死，农夫们……我们还有少量外汇储备，应当用来在国外购买粮食。”主人严厉地回答说：“不行，让他们死去吧。他们正在进行怠工哩。”①
①伊·米·格龙斯基的证词。
是的，对饥荒可以不要多加操劳，而“已获得的成绩”则是应当巩固的。于是斯大林便向国外出口粮食：1929年向国外出口的粮食是260万公担；193o年为4840万公担；1931年为5180万公担；当饥荒遍及全国时，还向国外出口了1800万公担。①出口额虽然不大，但是事实本身……
①《地平线》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5期第34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7卷第493栏。
在1928年时，某些领导人曾建议在国外购买粮食。斯大林却对这些“投降主义者”、“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者”和“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进行指责，说他们犯了“右倾”。①于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里的财主便把那些从正在饿死的农民那里抢过来的粮食卖给西欧。几百万人就是由于他而被饿死的。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31—232页。——译者注
1942年，温斯顿·邱吉尔同斯大林交谈时问他：集体化是否牺牲了很多人？斯大林把张开五指的双手向上一举。他是想用这个举动来说明集体化使人民付出了1000万生命的代价呢①，还是这个手势只不过是意味着“很多，多得很！”？对这位职业的人道主义者来说，屠杀几百万人早在战前很久就是一种很普通的事了。不同的史料提供了不同的死亡人数：从300万到600万。②而整个这场以强制手段迫使农民集体化、“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饥荒和进行镇压的运动，根据西方一些作者提供的资料，使农民付出了2000万人生命的代价。可以确信，这个数字并没有过分夸大。关于乌克兰的资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乌克兰的人数从1926年的3100万人减少到1939年的2800万人。③消灭了300万人。但是还存在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每年可能增长2％（作为一个平均增长数来说，这个百分数是相当低的），即每年增加60万人。换句话说，在这14年中，增加了将近900万人。加上那300万人，就是1200万人。这1200万乌克兰人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要知道强迫集体化的大镰刀也割到了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中亚细亚……等地区。在1930年，从农村中迁出的“富农”家庭有1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