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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莫斯科后，立即去拜访纳扎列强，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同志，这次见面的情况使我难以忘记。他走出办公室，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在介绍我时，他问：‘是从沃洛格达来的伊万尼亚息吧？知道……’接下去，他一面同别的同志打招呼，一面讲话。我十分真诚而坦率地承认，我实在是陷入了一种愉快而疑惑的状态中。说愉快，是因为总书记知道了我；说疑惑，是因为当我还根本不知道他是从沃洛格达来的时候，他却知道我是从那里来的。”的确，当时有谁知道他这个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呢？人们知道他是在20年之后他登上了领袖宝座的时候。
伊万尼亚思没有预料到从同斯大林的见面中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他坚持离开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又回到了梯弗利斯。在梯弗利斯，让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工作。在这里并没有立即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在新的岗位上，伊万尼亚思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知识渊博和多才多艺。这时，拉夫连季·贝利亚已经升到了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的职位。有一天，他把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所属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党组织书记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请到他那去，建议她立即把伊万尼亚恩作为一个“辜负了信任的人”开除出党。书记企图为伊万尼亚恩同志辩护，但是贝利亚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指示，建议她考虑一下。一个星期后，贝利亚把书记又叫了去。“喂，怎么样？”——“伊万尼亚恩同志是一位诚实的、学识渊博的干部，大家都敬重他，而且也值得敬重。”——“那好吧，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1926年6月8日，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监察委员会把伊万尼亚恩开除了党。6月21日，委员会主席让伊万尼亚思想到党证还未交，于是他交出了党证。伊万尼亚恩受到的指控是；“1911年他在沃洛格达流放地时，收到了70个卢布，而这些卢布是彼得堡组织根据国外局的建议，汇寄给斯大林同志，供他从沃洛格达逃跑时用的。70个卢布的钱由伊万尼亚恩收下后，却没有交给斯大林，而且钱和有关的电报同时都寄到了伊万尼亚思的名下。”
后来，伊万尼亚恩有机会看到了斯大林的信，这封信是反对这位诚实党员的唯一“罪证”和对这位党员进行难以置信的迫害行为的唯一原因。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会的侦查员菲什金让他看了这封信的原文。现在我们来引证一下斯大林写给外高加索监察委员会委员米尔扎别基亚恩的信：
“我向您告知，根据我的请求（原文中就是这么写一的。——本书作者注），关于您所需要的、与伊万尼亚恩同志有关的一些事实。
1）1911年我以秘密身份住在沃洛格达时，曾应伊万尼亚恩的邀请，在他那里住了两夜或三夜。
2）他（伊万尼亚恩）当时同塔塔里诺夫及其妻子同住在一个住宅里，我也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
3）他（伊万尼亚恩）曾把我安排在（在他那里住了两夜之后）流放犯多列尔那里，在那里我住了两个星期或者两个多星期。
4）中央按照伊万尼亚恩提供的地址给我寄来了70个卢布，作为我逃跑之用，但是这些钱伊万尼亚恩同志没有交给我，而只是把关于寄给我上述数目的钱的电报（电报里去掉了几个字）交给了我，而且伊万尼亚恩同志无论是对于钱的“丢失”，或者是对于电报中去掉了几个字这一事实，都未能作出解释。
后来我到国外来到中央后，得到了全部证明文件，这些文件说明，当时确实是根据伊万尼亚恩提供的地址，经沃洛格达给我寄去了70个卢布，这些钱并没有丢失，而是由收件人在沃洛格达收下了。”
这封信像是一个宗教学校的学生写的似的，写得很详细，但是缺少起码的逻辑。信的原文本身就包含着对这种谮言中伤的驳斥。这个预谋犯把钱据为己有之后，又把“丢掉了”几字字的电报出示给受害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预谋犯呢？而这在斯大林的诬告中还并不是唯一的荒唐行为。这件事与一些特殊情况有关，对这些特殊情况需要着重地研究一下。
斯大林流放在一个遥远的村庄，当他服满了流放期时，他作了逃跑的打算，接着他便秘密地来到沃洛格达。当他出现在伊万尼亚恩的住宅时，他应当想象到给予他以殷勤的招待这一点将会给主人（而且不只是主人）带来各种可能的后果。一旦事情败露，所有在沃洛格达登记了户口的同志都必然要遭殃，对流放犯规定的制度必将更加严格。伊万尼亚恩可能受到怀疑，怀疑是他帮助斯大林得以逃跑的，那样的话，他就会陷于无处存身的境地，政治流放犯们就会失去物质上的支持。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看看斯大林的这封信。由于这封信，伊万尼亚恩被开除了党，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驳回了他的上诉。
让我们从伊万尼亚恩于1927年4月2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所作的声明中摘引一部分来：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斯大林同志的信，没有其他任何指控材料。因此，这里要对起诉书同指控材料之间极其严重的不一致情况加以彻底考察，是并不困难的。这里，出于我所不能理解的打算，竟然进行了令人不能容许的弄虚作假，这种情况至今无人加以揭露，也没有得到纠正。
在梯弗利斯审查我的案件时，没有把斯大林同志的这封信出示给我看，因此我没有可能及时了解信的内容，并对向我进行控告所提出的说法作出反应。在今年4月1日举行的党委会全体会议上，我已在口头上对这一点提出了抗议。现在，在把这一点告知您时，我请求您命令对我指出的事实进行调查。”
自然没有人去听取伊万尼亚恩的论据，而对他的案件所作出的一切毫无法律根据的决定依然有效。因为这时候总书记已把党的监察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外高加索驻莫斯科代表机关的代表捷尔一加布里耶良却收到了如下一封信：
“我们这一批人，从前曾经流放在沃洛格达，现在有些人住在莫斯科，有些人则是坐火车从外地来到这里的，我们要报告如下一些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在1910—1913年间同我们一起流放的我们的伊万尼亚恩同志受到了控告，说他在这个期间曾把别人的70个卢布据为己有。根据这一控告，伊万尼亚恩同志已被开除出党。
我们认为指出以下情况是我们在道义上的责任。
首先，我们这些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同伊万尼亚恩同志非常接近，非常友好。经常的见面和共同的生活使我们有可能近距离地对他进行观察，并确认他具有一个爱交际的、有文化修养的、关心人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所具有的那些品质，是这些品质在整个流放期间把我们吸引到了他的身边，他的这些品质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虽然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中一些人后来未能和他相见，但是他在流放地的生活情况我们却是知道得相当详细的。
他作为一个数学教员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他很容易地从各方面得到了教课的机会，教课使他得到了一大笔收入。他把整天的时间几乎全都用在了教课上，从而使他得到很可观的收入，但他绝毫也没有脱离流放生活。
我们知道，他对政治性的红十字会进行了广泛的帮助，这种帮助并不属于交纳会费的范围。我们知道，他曾以如下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同志，这就是为他们找到教课的机会，或者是把自己教的课转让给他们。有些流放犯（如塔塔里诺夫、阿纳尼耶夫、季霍米罗夫）从他那里直接得到了帮助。他的生活方式和所有其他流放犯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也是极其简朴的。他是流放犯中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据我们所知，流放犯们对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是一种亲近的、同志式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他是绝对不可能于出把别人的70个卢布据为己有的事的。我们认为，这无论从道德方面来看，或者从物质方面来看，都是不可能的：就道德方面来看，由于他具有公益心以及他对流放犯们所采取的高尚态度；就物质方面来看，由于这笔款额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