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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托多尔斯基提供的消息。
1935年夏，有一次伊·米·格龙斯基向斯大林汇报关于苏联空军的情况。伊万。本哈伊洛维奇①是《消息报》的编辑，受到总书记的特别信任。总书记让他参加了政治局的各种委员会。这一次格尼斯基是代表一个委员会去检查空军的战备情况的。从他们收集的材料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情况，这就是祖国的空军在所有指标方面，都落后于先进国家。谈话是在夜里进行的。主人照例是在大办公室的地毯上慢慢地走着，嘴里一直叼着个烟斗。格龙斯基一面继续汇报，一面瞥视着一个记有各种简短报道的小本子。最后，斯大林停止了走动。
①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是格尤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他愤怒地说：“这是怎么搞的，是国防人民委员在欺骗我们吗？难道伏罗希洛夫没有许下诺言说，我们的飞机将比所有的飞机部飞得更远、更高和更快吗？”——“而您相信这个傻瓜吗？”格龙斯基问。主人又走动起来，他站在桌子旁边说：“可是这个傻瓜并没有拼命往领袖地位上爬呀。”①
①引自伊·米·格龙斯基的《回忆录》。
斯大林同伏罗希洛夫一起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对那些自愿地为红军服务的军官们和将军们进行了迫害和消灭。斯大林同他一起在20年代中期，从军队中“清除了’大批被怀疑其同情托洛茨基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后来，在1927—1932年间，斯大林同伏罗希洛夫一起又动手收拾起从前的军官来。他们不仅被开除出工农红军，而且还被作为“阴谋家”和“间谍”受到了镇压。在当时3000多个被无事判罪的指挥员中，未必有哪个人幸免于难。那些被关进过集中营的人，在1935一1936年之后，再次受到了审判。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算是达到了目的。据伏罗希洛夫后来说，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到1935年为止），一共从军队中开除了47000个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其中有5000个是从前的反对派分子。①
①《苏共中央消息报》1988年第4期第43页。
有计划地消灭工农红军的指挥人员，其目的是要消除斯大林专政的潜在反对者。回顾往事，可以看出，这个政策是作为有目的地根除军队中的知识分子而采取的。在1937年6月12日这天被处死的人中，几乎全是红军中学识极其渊博的专家、大理论家和卓越的组织家。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军事委员会，其成员除少数人而外，全是这样一些军事长官和政治干部。该委员会的成员是85人，其中根据斯大林厂达的命令，在两年稍多一些的时间中被镇压的就有76人。他们几乎全被杀害了。①
①《苏共中央消息报》1989年4期第80页。
《红星报》在1938年3月30日总结1937年的情况时写道：“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用联共（布）中央2—3月全会作出的各种历史性决议武装了起来，进行了巨大的清洗工作。人民敌人的巢穴——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分子的间谍、凶手、危害分子、破坏分子以及图哈切夫斯基一加马尔尼克分子的日德帝国主义的军事法西斯雇佣兵，被揭露出来了，被粉碎了，被消灭了。我们取得的胜利，等于打赢了一场大战。”
1938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而在大剧院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会上日丹诺夫作了题为《列宁的规划已变为现实》的报告。演讲者郑重地说：“1937年将作为粉碎人民敌人的一年而载入履行列宁遗嘱和规划的史册……1937年将作为如下的一年而载入史册：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党给予了形形色色的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党在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中变得更加坚强了，我们的党是由于加强了以Ｈ．И．叶若夫为首的苏联侦察机关而取得了这一切成就的。①
①《红星报》1938年1月28日。
对于追悼会来说，表现出这样的异常高兴，是不合适的。但是，日丹诺夫的演说是在追求一个具体的政治目的。他的演说是在促进一个广泛的运动来宣传告密行为。他接着说：“我们在粉碎了破坏分子之后，提拔了很多新人。”这是对告密行为的一种鼓励，也是对极力进行告密的一种报酬。
第二天，梅利斯在关于中央一月全会的总结报告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加马尔尼克一布林一伙的间谍们对这支由中青年指挥人员和政治干部组成的极其庞大的军队故意不予理会，并加以压制。这些间谍提拔的是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而对于政治干部——政治指导员、营和团的政治委员，他们则于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对这些人，他们不去考虑，不加关心，不予提拔。在联共（布）中央和伏罗希洛大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把这支队伍提到应有的高度。”①
①同上，1938年1月22日。
从这一天起，各家报纸每天都刊载许多文章、政治指示和学习的榜样，碟蝶不休地重复着同一个“思想”。社论大肆宣扬红军政治部的前领导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它说：“加马尔巴克一布林一伙间谍是卑鄙的人民敌人，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年轻的党的干部。现在在政治机关中，也还有这样一些领导人，他们在推行加马尔尼克一布林一伙的那一套领导方法。”①《红星报》的另一篇社论大肆进行拙劣的阿谀奉承：人民的敌人“故意阻挠忠于革命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的成长，对他们不进行提拔”。叛徒们“推行的是过时的、和红军格格不入的那种晋级等级制，这种制度束缚了指挥员们和政治干部们的天赋和才能”，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好多年的时间中从事着与他们的丰富经验和知识显然不相称的工作”。他们向指挥部提出这样一项任务：“消除破坏活动在提拔指挥人员和政治干部方面的后果”，对“最忠诚的干部”进行重新鉴定。向他们宣布：“国防人民委员部预定到红军和海军建军20周年时，要破例提高那些最优秀人员的军衔。”②
①同上，1938年3月30日。
②《红星报》1938年1月29日。
但是，既然很多位置都被人占据着，那又怎样提拔新人呢？梅利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各中央管理局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中，以其所固有的十分自信，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那些遭受布林和加马尔尼克间谍集团压制的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无论他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我们都将全力予以提拔……我们也将全力地推动青年前进……关于某些工作人员不可代替的话，在我们这里谈得很多。这种论调应当结束……
我们从自己的集体中能够找到代替任何一个‘不可代替的’人。凡是说什么管理局的某个工作人员是不可代替的人，对说这种话的人请不要去相信他们吧。如果有人说某个人是不可代替的，那就请仔细地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可代替的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压制新干部的倾向。”为了更易于看清情况，在工农红军政治部里又成立了一个领导国防人民委员部各中央管理局党组织的特别部。①
①《红星报》1938年6月20、21日。
《红星报》在1938年2月18日这天发表的社论宣称，“托洛茨斯一布哈林分子的法西斯主义间谍压制了有才能、有天赋的指挥员，不让他们担任负责职务，过分地降低了他们的军衔，企图以此来使那些忠诚的工作人员产生怨恨和不满。”但是，斯大林识破了他们的计划。他在中央2—3月全会上报告说：“有才能的人，有天赋的人，我们这里有千千万万。只是应当了解他们和及时地提拔他们……只要好好找，就能找到。”报纸反复解释天才的指示，说什么为了“不让我们在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年轻指挥员得到发展”，敌人“便用一种腐朽的理论把自己伪装起来，说什么只有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人才能被任命来担任红军中的领导工作”。但是，如果“只局限于一个狭隘的小圈子，不许由列宁一斯大林的党培养出来的有才能的苏维埃青年去担任领导职务”，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让那些年轻的有才能的指挥员们得以施展其才能吧，他们定将证明，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人能干出一些什么事情来。”
卑鄙的“法西斯的毒蛇”力求“引起人们的怨恨和不满”，因此他们“在授予个人军衔方面干了不少坏事”，他们“所提拔的只是极少数自己安插的私人和同伙，并按照自己卑鄙而阴险的企图把他们安置在各重要岗位上”，而对于“忠诚的、有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