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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少数要服从多数。这个公理很适合斯大林王朝的心意。党的权力的集中制用强硬的纪律束缚住了党员。这距离个人独裁只差一步了。斯大林走了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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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玛·瓦·福法诺娃的《回忆录》发表出来的时候来到了。她是列宁所亲近的一个人，1917年9—10月间列宁曾躲藏在她的住宅里。她同克鲁普斯卡娅很友好。下面就是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①在1973年即在她逝世前不久对我讲的话：
①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是福法诺娃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1920年年初，有一次我的一位熟人即工农检查院院务委员会委员雅库波夫同志打电话给我。应该说，当时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
雅库波夫说：‘工农检查院正在改组。决定让一位政治上的大人物来领导这个部门，而院务委员会的成员都应是党员专家。我提你作为负责农业的候选人。’
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将到什么地方物色到共产党员专家。我请他让我对他的建议考虑一些时候。3个星期后雅库波夫又打来了电话。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很难下决心，我不知道那个将领导工农检查院的人会如何对待你的建议。’‘我要同斯大林谈一谈，你同意吗？看来他将是这个部门的首脑。’一星期之后，雅库波夫又打来了电话。他说：‘斯大林同意你作为候选人。’‘这很好。不过我要同人商量一下。’‘同谁商量？’‘同谢列达商量’。
谢苗·帕夫努季耶维奇·谢列达是农业人民委员，没有别的什么人比他更称职了。过去他是地方自治局的一个干部，是一位经过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了解农村，懂得农业，是一位有威望的领导人。国内战争快结束啦，一些前线的共产党员纷纷转业从事农业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同志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低于人民委员的职务。正是在这个时候，谢列达遇到了种种与‘陷害’有关的不愉快的事。
我见到谢苗·帕夫努季耶维奇时，他的心情极坏，他甚至不能够平心静气地讲话。这使我感到很难受。我对他说：‘唉，难道你不想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吗：那我就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个电话。’接着我就在‘转盘’上拨了列宁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个人问题上我有话要对你讲。’列宁笑了笑回答说：‘你有个人问题？……行呀，你准备什么时候来？’‘如果可以，现在我就去。’‘好，你来吧。’
我在办公室里见到伊里奇时，那里只他一个人。他站起身来迎接我。他问：‘你有什么个人问题？’当我把雅库波夫的话重说了一遍，说领导工农检查院的应当是一位政治上的大人物时，列宁站起身来，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他的面孔变得阴沉，显出忧虑的神情。最后他停住脚步说：‘斯大林就是这位政治上的大人物，对这一点你是怎样认为的呢？’我说：‘我对斯大林了解很少，而据雅库波夫说，他正在从事工农检查院的改组工作。’列宁说：‘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我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请你给我两天的时间。’
……第三天傍晚，我来到谢列达的办公室，开始在电话机旁等候。这时列宁的电话打来了，他问：‘是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吗？我在等你哩。’我来到伊里奇的办公室时，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第一次一样，神经紧张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他一直在走动，一句话也不讲。后来，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说：‘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达（列宁的妻子当时正在病中）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在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列宁又忧虑地在办公室里走动起来，并补充了一句话：‘你还知道什么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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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明显地不相信斯大林，瞒着斯大林。1922年12月24日，玛·阿·沃洛季切娃在值班秘书日记中记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叫我去。他提醒说：昨天……和今天……口授的东西是绝密的。”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3页。——译者注
领袖在口授出《遗嘱》之前很久，就开始看清科巴的性格了。列宁总是把战友们的业务品质①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他只是在太晚的时候才看清了斯大林那凶狠的报复心理和不容异见的性格。
①这里说的“业务品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能力”。——译者注
几乎在整个1922年中列宁都在研究工农检查院的情况，他最后决定由瞿鲁巴来代替斯大林，不过他建议负责干部们在改组下农检查院时应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在列宁一生的最后3年里充满了尖锐的政治冲突，而斯大林总是处在这些冲突的中心。
1921年。斯大林加入了民族问题的辩论。他不去努力寻找论据，而是使用了一个一贯进行蛊惑的人的伎俩：把理论庸俗化，故意歪曲，政治上扣帽子，甚至进行恫吓。
格·瓦·契切林就超帝国主义的倾向和超民族国家的产生发表了一些深刻的、有预见性的意见，并对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契切林的文章发表在1921年3月6、8、9日的《真理报》上），斯大林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却把契切林的这些意见和分析称之为“舞文弄墨”①。当契切林证据确凿地驳倒了斯大林那些站不住脚的“理论”时，斯大林就暗示论敌过去曾是一个孟什维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土耳基斯坦局委员Г．Ｂ萨法罗夫因敢于批评斯大林的提纲而被总书记称之为崩得分子：崩得分子在1903年发表意见赞成民族文化自治，萨法罗夫也对此表示赞成。于是他们全是一丘之貉！全是吗？斯大林混淆了两个时代，把沙皇俄国的情况等同于苏维埃联邦的条件，然后就急忙给自己的这个大胆的批评者扣上了一顶帽子。弗·彼·扎东斯基由于指出了斯大林报告中的论点抽象，斯大林就对他进行报复：对扎东斯基连想都未想拿去发表的提纲进行指责，并顺便把作者辱骂了一番。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3页。——译者注
②《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86页及其他各页。
斯大林作起事来非常顽强，厚颜无耻，肆无忌惮，他相信被党的纪律束缚住的大多数代表是消极无为的。对于一些列宁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扎东斯基、萨法罗夫）所发表的某些意见，他认为是用不着去考虑的。例如斯克雷普尼克是一个不顾情面的人，他曾把消极怠情的大多数人称之为“党内的一潭死水”，认为这些人甚至连明确的意见都发表不出来，这一潭死水连“吧卿吧卿的声音”也发不出来。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里，斯大林还能够用一些基本上是新的方法丰富所进行的辩论。后来代表大会的工作程序给报告人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手段，这就是结束语。如果在辩论进程中，在批评的打击下，斯大林的假科学体系行将垮台时，他就能够在结束语里轻而易举地进行报复。“我本来对发言的代表们抱着更大的期望。”①——斯大林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以孩子般的天真态度这么说，但他却没有拿出任何反驳的论据来……
①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6页。——译者注
而在代表大会之间——当时，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间隔时间是很短的——斯大林继续贯彻自己的路线。他对萨法罗夫的攻击变成了真正的迫害。而列宁则千方百计支持“持不同观点的”萨法罗夫，把阿·阿·越飞派住土耳其斯坦去帮助他。1921年亚2月22日，列宁在写给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主席兼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属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说：。现秘密寄上此信。①我想，萨法罗夫是对的（至少有一部分）。恳请您客观地进行调查，不要让无谓的纠纷，争吵和报复给土耳其斯坦的工作带来危害。”②这封信象其他几百份描绘斯大林真面的文件一样，也被湮没无闻了30多年。
①指格·伊·萨法罗夫给列宁的一封信，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