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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自米粟外，民所输者，本色折色奚便？国之利不宜计也，而必计利民。利民者，非一切之法所可据为典要，唯其时而已。唐之初制，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其后两税法行，缯、纩、布改令纳钱。陆敬舆上言：“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请令仍输本色。”执常理以言之，宜无以易也；揣事理以言之，则有未允者焉。绢、缯、纩、布之精粗至不齐矣，不求其精，则民俗之偷也，且以行滥之物输官，而吏以包容受赇，既损国计、导民奸；而取有用之丝，为速敝之绢布，灭裂物产，于民亦病矣。如必求其精且良与？而精粗者，无定之数也，墨吏、猾胥操权以苛责为索贿之媒，民困不可言矣。钱则缗足而无可挟之辞矣，以绢、布、绵、缕而易钱，愚氓虽受欺于奸贾，而无恐喝之威，则其受抑者无几，虽劳而无大损也，此折钱之一便也。树桑者先王之政，后世益之以麻、吉贝，（今绵花）。然而不能所在而皆植也。桑之土，取给也易，而不产之乡，转买以充供，既以其所产者易钱，复以钱而易绢、绘、纩、布，三变而后得之，又必求中度者，以受奸商之腾踊，愚氓之困，费十而不能得五也。钱则流通于四海而无不可得，此又一利也。丁田虽有定也，而析户分产，畸零不能齐一，势之所必然也。绢、绘、纩、布必中度以资用，单丁寡产尺寸铢两之分，不可以登于府库，必计值以求附于豪右；不仁之里，不睦之家，挟持以虐孤寒，无所控也。钱则自一钱以上，皆可自输之官，此又一利也。丝者，皆用其新者也，民储积以待非时之求，而江乡雨湿，山谷烟蒸，色黯非鲜，则吏不收，而民苦于重办；吏既受，而转输之役者民也，舟车在道，雾雨之所г濡，稍不谨而成マ敝，则上重责而又苦于追偿。其支给也，非能旋收而旋散之也，有积之数十年而朽于藏者矣；以给吏士，不堪衣被，则怨起于下，是竭小民机杼之劳，委之于粪土矣。钱则在民在官，以收以放，虽百年而不改其恒，此又一利也。积此数利，民虽一劳而永逸，上有支给而下有实利。金钱流行之世，所不能悉使折输者，米粟而已，然而民且困焉。况欲使之输中度之丝麻，累递运之劳以徒供朽坏乎？唐初去古未远，银未登于用，铸钱尚少，故悉征本色可也。敬舆之言，惜旧制之湮，顺愚民不可虑始之情耳。金钱大行于上下，固无如折色之利民而无病于国也。故论治者，贵于知通也。
【三五】陆敬舆论税限迫促之言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毕，遽敛谷租。上责既严，吏威愈促。急卖而耗其半直，求假而费其倍偿。”悲哉！乱世之民；愚哉！乱世之君也。民之可悲者，聂夷中之诗尽之矣。其甚者，不待二月而始卖新丝，五月而始粜新谷也。君之愚也，促之甚，则民益贫；民益贫，则税益逋；耕桑之获，止有此数，促之速尽，后虽死于桁杨，而必无以继；流亡日苦，起为盗贼，而后下蠲逋之令，计其所得，减于缓征者，十之三四矣；何其愚也！迫促之令，君忄而不知计，民惴而不敢违。墨吏得此以张其威焰，猾胥得此以雠其罔毒，积金屯粟之豪民得此以持贫民之生死，而夺其田庐子女。乱世之上下，胥以迫促为便，而国日蠹、民日死，夫谁念之？孟子曰：“用其一，缓其二。”缓之为利溥矣哉！所谓缓者，非竞置之谓也，通数十百年而计之，缓者数月而已。绌邪臣急功之谋，斥帑臣吝发之说，烛计臣卸责之私，姑忍之，少待之，留一春夏之闲，俟之秋冬，而明岁之春夏裕矣，源源相继，实亦未尝有缓也。统计之于累岁之余，初何有濡迟之忧哉？国家当急遽之时，自有不急之费，取此而姑忍之，少待之，可省以应急需者不患乏也，而柰何遽责之千里之遥、转输之不逮事者也：缓者，骄帅、奸臣、墨吏、猾胥、豪民之大不便，而人君深长之益也，愚者自不知耳。君愚，而百姓之可悲、无所控告矣。
【三六】德宗始召叛臣之乱，中徇藩镇之恶，终授宦竖之权，树小人之党，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乃夷考其行，非有征声逐色、沈溺不反之失也，非有淫刑滥杀、暴怒不戢之恶也，抑非有闻善不知、遇事不察之暗也；疑其可进中主而上之，以守成而保其福祚；然而卒为后世危亡之鉴者，论者以为好疑之过，是已。虽然，好疑者、其咎之流也，非其源也；穷本探源，则好谀而已矣。故陆敬舆欲释其疑，而不足以夺其心而使之悛；盖其厚有所疑者，唯其深有所信也，非无所信而一用其疑也。于卢杞则信，于裴延龄则信，于窦文场、霍仙鸣则信，于韦渠牟则信，败而不怒，贬而不释，死而犹追念之，推心置腹，群言交击，而爱之益坚。且不仅是也，陆贽之始，李泌之终，亦未尝不唯言是听而无有二三也。然则岂好疑为其不可解之惑哉？敬舆之在奉天也，有排难之显功，言无不中，则秉义虽直，处时虽危，而志得神怡，发之于辞气颜色也，必温和而浃洽，故罪己之诏，虽暴扬其过而不以为侮。若长源，则宛曲从容之度，足以陶铸其骄气，而使其意也消。卢杞诸奸，岂有别术以得当哉？无宫壶之援，无中涓之助，唯面柔口泽，探意旨而不相违拂耳。是故德宗之得失，恒视所信而分，专有所信，则大有所疑。呜呼！千古庸人膏肓不起之病，非以失所信而致然哉？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或信或疑，贤奸俱不可恃，唯善谀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夫人之多所疑也，皆生于不足。智不足，则疑人之己诳；力不足，则疑人之己凌。先自疑而旁皇无据，四顾不知可信之人，于是谀者起而乘之，谅其所易为，测其所易知，浅为尝而轻为辨，则不足者亦优为之而掩其所短。固将曰：非与我合者，言我所不知、不能、以相欺，彼即亦一道与，固非我之攸行；且恶知其非矫诬以夺人于所不逮，而雠其异志乎？直者之疑愈厚，则谀者之信愈坚，于是偏信而无往不疑，乃以多疑召天下之离叛。故曰疑者其弊之流也，信者其失之源也。道处于至足者，知从我者之非诚，而违我者之必有道也。故尧无疑于群臣之荐鲧，而鲧不足以病尧。下此者，皆有不足也。知不足而不欲掩，则谀我者之情穷矣。流俗之言，苟且之计，恶足以进于前哉？此中材救过之善术也。能知此，则天下皆与善之人而奚疑乎？天下皆与善之人而又奚有所偏信乎？故德宗之失，失于信也。好谀而信之，虽圣哲痛哭而不救其败。纣之恶无他，好谀而信飞廉、恶来者深也。
●卷二十五○顺宗王亻丕、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韩、刘、柳皆一时之选，韦执谊具有清望，一为所引，不可复列于士类，恶声一播，史氏极其贬诮，若将与赵高、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平心以考其所为，亦何至此哉！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顺宗抱笃疾，以不定之国储嗣立，诸人以意扶持而冀求安定，亦人臣之可为者也。所未审者，不能自量其非社稷之器，而仕宦之情穷耳，初未有移易天位之奸也。于是宦官乘德宗之危病，方议易储以危社稷，顺宗而不理，非有夹辅之者，则顺宗危，而宪宗抑且不免。代王言，颁大政，以止一时之邪谋，而行乎不得已，亦权也。宪宗储位之定，虽出于郑，而亦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诸内竖修夺兵之怨，以为诛逐诸人之地，则韦执谊之惊，王叔文之忧色，虽有自私之情，亦未尝别有推奉，思摇国本，如谢晦、傅亮之为也。乃史氏指斥其恶，言若不胜，实其词，则不过曰：“采听谋议，汲汲如狂，互相推奖，亻然自得，屏人窃语，莫测所为”而已。观其初终，亦何不可测之有哉？所可憎者，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图，而故出之以密，谋本无他奇，而故居之以险，胶漆以固其类，亢傲以待异己，得志自矜，身危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