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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国民之大害也。唯制法者，以其偶至之聪明，察丝忽之利病，而求其允协，则吏益争以繁密诘曲其慎而雠其奸。虽有明察之上官，且为所惑蔽，而昏窳者勿论矣。夫法者，本简者也，一部之大纲，数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纲，数条而已矣。析大纲以为细碎之科条，连章屡牍，援彼证此，眩于目而荧于心，则吏之依附以藏慝者，万端诡出而不可致诘。惟简也，划然立不可乱之法于此，则奸与无奸，如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而远郊农圃之子，苟知书数，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弦诵而暮簿领，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虽有疏脱，而受其愚蔽，不亦鲜乎！则梁以士流充令史之选，治其末而不理其本，乍一清明而后必淆乱，故曰不可继也。语曰：“有治人，无治法。”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开治，而法则以制乱，安能于令史之中求治人乎？简为法而无启以乱源，人可为令史也，奚必士哉？
【一○】圣王之教，绝续之际大矣哉！醇疵之小大，姑勿苛求焉，存同异于两间，而使人犹知有则，功不可没已。其疵也，后之人必有正之者矣。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议己，而患其无可议也。周公而后，至汉曹褒始有礼书；又阅四姓，至齐伏曼容始请修之；梁武帝乃敕何佟之、伏桓终其事，天监十一年而五礼成。其后嗣之者。唯唐开元也。宋于儒者之道，上追东鲁，而典礼之修，下无以继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盖力求大醇而畏小疵，慎而葸，道乃息于天下矣。夫以彝伦攸ル之张孚敬而小有定，抑可矫历代之邪诬而反之于正。若惧其未尽物理而贻后人之挞发，则又何所俟而始可惬其心乎？有其作之，不患其无继之者。秦灭先王之典，汉承之而多固陋之仪，然叔孙通之苟简，人见而知之，固不足以惑天下于无穷也。若叔孙通不存其仿佛，则永坠矣。曹褒之作，亦犹是也，要其不醇，亦岂能为道病哉？至于梁而人知其谬，伏曼容诸儒弗难革也。如封禅之说成于方士，而诸儒如许懋者，正名其为纬书之邪妄，辨金泥玉简之诬，辟郑玄升中之误。繇此推之，梁之五礼，其贤于汉也多矣。然非有汉之疵，则亦无据以成梁之醇。故患其绝也，非患其疵也，疵可正而绝则不复兴也。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绥也，仁义之以为体，孝弟之以为用者也；五伦之所经纬，人禽之所分辨，治乱之所司，贤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无所丽矣。故夷狄蔑之，盗贼恶之，佛、老弃之，其绝可惧也。有能为功于此者，褒其功、略其疵可也。伏曼容诸子之功伟矣，梁武帝不听尚书庶务权舆欲罢修明之议，固君子之所重嘉，而嗣者其谁邪？
【一一】与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恒也。利其同逆而亲任之，比于匪人，必受其伤，则晋于贾充、宋于谢晦是已。已谋逆而人成之，因杀其人以掩己之恶，其恶愈大，杨广杀张衡，朱温杀氏叔琮，而死亡旋踵，天理之不可诬也。使司马昭杀贾充以谢天下，天下其可谢，而天其弗亟绝之邪？己谋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恶其人，心之不昧者也。存人心于百一者，恶其人则抑且自恶，坐恶其影，梦恶其魂，乃于同逆者含恶怒之情，而抑有所禁而不能发，心难自诬，无可如何而听其自毙，则梁武之于沈约、张稷是已。沈约非齐之大臣，梁武辟之，始与国政，恶固轻于贾充、谢晦矣。然和帝方嗣位于上流，梁武犹有所疑，而约遽劝之以速夺其位；梁武欲置和帝于南海，而约劝梁以决于弑；盖帝犹有惮于大逆之情，而约决任天下之恶以成之，是有人心所必愤者也。若张稷者，自以己私与王珍国推刃其君，固梁武之所幸，而实非为梁武而弑，若赵穿之于赵盾，贾充之于司马昭也。故此二逆者，梁武深恶之，而果其所宜恶者也。虽然，梁武抑岂能伸罪以致讨于约与稷哉？徒恶之而已。恶之深，因以自恶也；于恶之深，知其自恶也。置稷于青、冀，而弗任约以秉均，抑安能违其不可尽泯之秉彝乎？不杀稷而稷失志以死于叛民，不杀约而约丧魄以死于断舌之梦。帝语及稷而怒形于色，约死而加以恶谥。推斯情也，帝之自疚自赧于独知之隐，虽履天子之贵，若无尺地可以自容也可知矣。然而终不能杀稷与约者，则以视杨广、朱温为差矣，己有慝而不能伸讨于人矣。己有慝而杀助逆之人，然后人理永绝于心。均之为恶，而未可以一概论，察其心斯得之矣。
【一二】壅水以灌人之国邑，未闻其能胜者也，幸而自败，不幸而即以自亡，自亡者智伯，败者梁武也。智伯曰：吾今而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前乎智伯者，未之有也，而赵卒不亡，智自亡耳。后乎智伯者，梁人十余万漂入于海，而寿阳如故；宋太祖引汾水以灌太原，而刘氏终未有损。天下后世至不仁者，或以此谋献之嗜杀之君，其亦知所鉴乎！人有相杀之具，而天不废之；天有杀物之用，人不得而用之。虎豹犀象，天之所产，于人为害者也，纣用之，王莽用之，而皆以速亡。彼其以势用而不可以情使，能激之以势，而不能感其情以为我用，一发而不听人之收，自且无如之何，而可使如我之志以效功乎？水无择湮，兽无择噬，以其无择也，故禹与周公抑之驱之，为功烈矣。从而狎之，因而自毙，恶孰甚焉？且夫人之相杀，一与一相当而已，曲直因乎理，︹弱因乎势，杀戮虽多，固一与一相当也。阻滔天之浸，不择顺逆，而逞其欲以使歼焉，方谓我能杀彼而彼不能加我也，然而还自杀矣。志よ而行逆，岂有生理哉？或曰：“以水灌城而城不坏，退水而城必圮，后世必有行是谋者，引师退水以进攻，彼城圮而我无漂溺之忧。”乃军行泥淖之中，樵苏无备，以攻必死之敌，城虽圮，终不能入，而先为敌禽矣。残忍之谋，愈变而愈左，勿惑其说，尚自免于败亡乎！
【一三】债帅横于边而军心离，赇吏横于边而民心离，外有寇则速叛，外无寇则必反。边任之重，中主具臣必轻之。袁翻、李崇忧六镇之反，请重将领守令之选，匪特验于拓拔氏，亦万世之永鉴已。均是将领也，而在边之将，贪残驽者，甚于腹里；均是守令也，而在边之守令，污墨冒昧者，甚于内地。夫将领或挟虏寇以恣其所为，犹有辞也。守令之理民也无以异，而贪虐甚焉，无他，才望有余之士，据善地以易奏成劳，则清华之擢，必其所捷得，而在边者途穷望尽，姑偷利以俟归休也。于是而边方郡邑永为下劣之选，才望之士且耻为之，亦恶望其有可任之人乎？且也大帅近而或挫于武人矣，监军出而或辱于中涓矣，刍粮┖而或疲于支给矣，重臣临而或瘁于将迎矣。非夫途穷望尽不获已而姑受一命者，固不屑为也。人士之习见既然，司铨者遂因之以为除授之高下，于是沿边之守令，莫非士流不齿之材，其气ぃ，其情偷，苟且狼戾，至于人之所不忍为而为之不耻。及边民之憔悴极、反叛起，然后思矫其弊，重选人才以收拾之，祸已发而非旦夕可挽矣。唯开国之始，无长虑以持其终，愈流愈下而极重难回也，故袁翻、李崇危言之而不能动当事之心。至于破六韩拔陵、胡琛、莫折大提称戈竞起，而后追用崇言，改镇为州，徒以残危之地，强才臣而致之死地，何嗟及矣！大河以北，人狎于羯胡；五岭以南，民习于寇攘；无人以治之，而中华愈蹙。但此荆、扬、徐、豫之上，蚁封其垤，雀安于堂，不亦悲乎！
【一四】武帝之始，崇学校，定雅乐，斥封禅，修五礼，六经之教，蔚然兴焉，虽疵而未醇，华而未实，固东汉以下未有之盛也。天监十六年，乃罢宗庙牲牢，荐以疏果，沈溺于浮屠氏之教，以迄于亡而不悟。盖其时帝已将老矣，畴昔之所希冀而图谋者皆已遂矣，更无余愿，而但思以自处。帝固起自儒生，与闻名义，非曹孟德、司马仲达之以雄豪自命者也；尤非刘裕、萧道成之发迹兵间，茫然于名教者也。既尝求之于圣人之教，而思有以异于彼。乃圣人之教，非不奖人以悔过自新之路；而于乱臣贼子，则虽有丰功伟绩，终不能盖其大恶，登进于君子之途。帝于是彷徨疚鬼，知古今无可自容之余地，而心滋戚矣。浮屠民以空为道者也，有心亡罪灭之说焉，有事事无碍之教焉。五无间者，其所谓大恶也，而或归诸宿业之相报，或许其忏悔之皆除，但与皈依，则覆载不容之大逆，一念而随皆消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