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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我们坐在餐室时我跟他谈了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他抬起头来，我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过孩子？”我猜我是在试探他。我暗暗祈求他告诉我真相，驳倒我的推断。
“时机似乎总是不对。”他说，“然后就来不及了。”
我把我的碟子推到了一边，我很失望。他很晚才回家，进门的时候大声叫着我的名字，问我怎么样了。“你在哪里？”他说，听起来像是指责。
我喊道我在厨房里。我在准备晚饭，把洋葱切好放到正在热的橄榄油里。他站在门口，仿佛犹豫着要不要进屋。他看起来有点疲惫、不高兴。“你还好吗？”我说。
他看见了我手里的刀：“你在干什么？”
“只是在做晚饭。”我说。我笑了，但他没有回应。“我想我们可以吃个煎蛋。我在冰箱里发现了一些鸡蛋，还有些蘑菇。我们有土豆吗？我在哪里也找不到，我——”
“我本来计划晚上吃猪排的。”他说，“我买了一些，昨天买的。我想我们可以吃那些。”
“抱歉。”我说，“我——”
“不过没有关系。煎蛋没有问题，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能感觉到谈话滑向了我不希望的去向。他盯着砧板，我的手正悬在上面，抓着刀。
“不。”我说。我笑了，可是他没有跟我一起笑。“没关系的，我没有意识到。我可以——”
“现在你都切了洋葱了。”他说。他讲话时不带感情，只是陈述事实，没有加什么修饰。
“我知道，可是……切了的洋葱我们还是可以吃吧？”
“随便你想怎么样。”他说。他转过身向餐室走去。“我去摆桌子。”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如果我做错了的话。我继续切着洋葱。
现在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一顿饭没有说几句话。我问过他是否一切都好，但他耸耸肩说是的。“今天事情非常多。”他只告诉我这句话，在我追问的时候补了一句，“工作上的事情。”话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我想还是告诉他我的日志和纳什医生的事情为好。我吃了一口东西，努力不让自己担心——我告诉自己毕竟他有权利遇上不顺心的日子——可是不安啮噬着我的心。我可以感觉到开口的机会正从身边溜走，也不知道明早醒来是否还同样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最后我终于再也忍不下去了。“可是我们想要过孩子吗？”我说。
他叹了口气：“克丽丝，我们一定要谈这个吗？”
“对不起。”我说。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也许最好是放过这个话题。但我意识到我不能这么做。“只是今天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说。我努力想让自己的口气轻松起来，刻意想要表现得漫不经心。“我只是觉得想起了一些事情。”
“一些事情？”
“是的。噢，我不知道……”
“说下去。”他向前靠过身子，突然变得热切起来，“你还记得什么？”
我的眼睛盯在他身后的墙上。那里挂着一幅照片，是一片花瓣的特写镜头，不过是黑白色的，花瓣上的水珠还没有掉落。看上去很便宜，我想。似乎它应该摆在百货公司里，而不是在某人家中。
“我记起有一个孩子。”
他坐回到他的椅子里，瞪大了眼睛，接着闭得紧紧的。他吸了口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是真的吗？”我说，“我们有过一个孩子？”如果他现在撒谎，那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我想。我猜会跟他吵架，或者无法控制地、狂风暴雨地把一切一股脑告诉他。他睁开眼睛正视着我。
“是的。”他说，“是真的。”
他告诉了我亚当的事，一阵宽慰淹没了我。宽慰，但也混杂着一丝痛苦。这么多年，永远地寻不见了。所有这些我记不起的时刻，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心中萌生了渴望，它在成长，长得这么茁壮，似乎会吞没我。本告诉我亚当的出生、他的童年、他的生活。他是在哪里上的学，在学校表演过的基督诞生剧；他在足球场上和跑道上的精彩表现，考试成绩让他多么失望。他的女朋友们。有一次他把一根卷得不怎么像样的雪茄当成了大麻。我问本问题，他一一回答；谈着他的儿子他似乎很高兴，仿佛他的情绪被回忆赶走了。
我发现他说话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一幅又一幅画面从眼前飘过——画面中是亚当、我和本——但我无法辨认它们是虚构还是回忆。当他讲完时我睁开了眼睛，有一会儿被面前坐着的人吓了一跳，不敢相信他已经变得如此苍老，跟我想象中那个年轻的父亲有多么不一样。“不过我们家没有他的照片。”我说，“哪里都没有。”
他的模样有点别扭。“我知道。”他说，“你会难过。”
“难过？”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也许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告诉我亚当的死。不知道为什么他看上去一脸沮丧、筋疲力尽。我有种内疚的感觉，为了我现在对待他的方式、为了我日复一日如此对待他。
“没关系。”我说，“我知道他死了。”
他看起来又惊讶又迟疑：“你……知道？”
“是的。”我说。我要告诉他我的日志，还有以前他已经告诉过我一切，但我没有。他的情绪似乎仍然很脆弱，气氛仍然紧张。这个话题可以等等再说，“我只是感觉到了。”我说。
“这是有道理的，以前我告诉过你。”
这是真的，毫无疑问。他告诉过我，正像他也告诉过我亚当的生活。可是我意识到一个故事感觉那么真实，另一个却并非如此。我意识到自己不相信儿子死了。
“再跟我讲一次。”我说。
他告诉了我那场战争，路边的炸弹。我尽可能保持平静地听着。他讲到了亚当的葬礼，告诉我人们在棺木上鸣过炮，上面盖着英国国旗。虽然那副场面对我来说那么艰难、那么可怕，我还是努力回想着。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我想去那里。”我说，“我想去看看他的坟墓。”
“克丽丝。”他说，“我不知道……”
我意识到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我必须亲眼看到儿子已经死了的证据，否则我会永远抱着他还没有死的希望。“我要去。”我说，“我必须去。”
我还以为他会说不行，可能会告诉我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它会更加让我难过。那样的话我要怎么做呢？我要怎么逼他呢？
可是他没有。“我们周末去。”他说，“我答应你。”
宽慰夹杂着恐惧，让我麻木了。
我们收拾了餐盘。我站在水池边，他把碟子递给我，我将它们浸进热热的肥皂水里刷干净，又递回给他让他晾干，在此过程中一直躲着自己在窗玻璃里的倒影。我逼着自己去想亚当的葬礼，想象着自己在一个阴天站在青草上、在一个土堆的旁边，看着地上的坑里悬吊着一副棺木。我试图想象齐齐响起的炮声，在一旁演奏的孤独的号手，而我们——他的家人和朋友——默默地抽泣着。
可是我想不出来。事情并没有过去很久，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努力想象着当时的感觉。那天早上我醒来时一定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母亲；本必须先要说服我我有一个儿子，而就在那天下午我们不得不让他入土。我想象的不是恐惧，而是麻木、难以置信、不真实。一个人的头脑只能接受有限的东西，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应付这个，我的头脑肯定不能。我想象着自己被告知该穿什么衣服，被人领着从家里走到一辆等候着的汽车，坐在后座上。也许在驱车前往目的地的时候我还在想此行不知道是要去谁的葬礼，也许感觉像奔赴我的葬礼。
我看着本在玻璃窗户里的倒影。当时他将不得不应付这一切，在他自己的悲伤也达至顶峰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带我参加葬礼的话，也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会好过些。我心里一凉：也许他当时正是这么做的。
我仍然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纳什医生的事情。现在他看上去又有些疲惫，几乎有点抑郁的模样。只有在我遇上他的目光，并对着他笑的时候他才露出微笑。也许等一会儿吧，我想。尽管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更好的时机。我忍不住觉得自己是造成他情绪低落的罪魁，或许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漏了什么事情。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多么关心这个人。我说不清楚是否爱他——现在也说不清——可那是因为我不清楚什么是爱。尽管对亚当的记忆模糊而闪烁，我能够感觉到对他的爱，本能地想要保护他，渴望给他一切，觉得他是我的一部分，没有他我并不完整。对我的母亲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