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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老朽的官僚士人眼里，总理衙门便成了“卖国衙门”的代名词，凡与之相涉的官员都成了“鬼奴”、“洋奴”、“汉奸”、“卖国贼”。而办理洋务与签订诸多中外条约的李鸿章，则成了他们的“大总管”与“总头目”。
尽管鸦片战争二十年之后清廷才成立总理衙门，可派遣郭嵩焘作为首任驻外公使时，又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了。当他于1876年远赴英国之时，在一片如潮的斥责与痛骂声中，唯有李鸿章一人给他撑腰鼓劲：“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
总理衙门虽然成立，可受几千年传统天朝意识束缚，一时间难以调整、适应近代国际外交关系，其中最令清朝尴尬而头疼的，就是宗藩关系。
藩属国除定期朝贡外，清廷并未得到任何实利，就是这象征性的朝贡，也要回馈比贡品更多的赏赐。清廷名义上为宗主国，而藩属国的一切政务，包括官员任免乃至与他国签订条约等，也不予过问。如1866年，朝鲜大院君杀害天主教徒，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为此责问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朝鲜内政外交一向自主，朝廷无权干涉。伯洛内由此抓住把柄说：既然如此，那么法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与朝鲜有任何宗藩关系。1871年，美国因“谢尔曼将军号”事件照会清廷，得到的也是同样答复：“该国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王自主，中国从不与闻。”
虽未得到任何实利，可清廷却要承担保护之责，一旦朝贡国受到外敌威胁，清廷不仅出面干预，关键时刻还得为其动武。清廷所维持的，是一种和平的却是不平等的，自足的却是封闭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这在各自隔绝的古代社会，作为实力雄厚的中华帝国不难做到，可进入各国相互交往，时代急剧变化的近代社会，仍固守过去的亚洲封贡外交模式，于国力虚弱的清朝而言，简直不堪重负。于是，朝贡国成了清廷的一块“鸡肋”——丢弃吧心有不甘，保留吧力不从心。取舍两难，因情境所迫，为保护朝贡国，清廷不惜进行了中法、中日两场大规模战争。结果尽人皆知，不仅没有保住藩属国，还使得本土陷入空前危机。
在清廷所有政府官员中，对世界总体格局的认识与把握，唯有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最为清醒得体。基于西方各国的民主与富强，中国内部的混乱与贫弱，李鸿章推导一种积极务实的外交策略：摒弃传统的天下朝贡观，尽可能地与世界接轨，定义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范畴之内，以近代国际关系法为凭，以国家利益、自强大业为重，从不轻言战争，而是“守定条约”，坚持“和戎”，通过谈判解决中外争端。
李鸿章一意主和，并非后人宣传的那样贪生怕死。在与太平军十多年的拼搏中，李鸿章出生入死，足以称得上一位文武兼备、血性勇猛、无畏无惧的统帅。就本质而言，他不是一个“和事佬”，也不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他之所以主和，是因为中外实力对比悬殊。若逞匹夫之勇盲目开战，也许能取得暂时或局部的胜利，但最终必败无疑，与其“和局翻一回，更坏一回”，不如“坚守约章”减少损失。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列强对华的目的，并非占领土地瓜分中国，而是利益。同时，他已懂得中国应该利用现代国家之间的重要规则——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没有必要动辄开战，将国家与民族置于穷兵黩武、战则必败的困境之中。他隐忍和谈的目的，是求得和平的环境，拖延时日，“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变法图强，“百年或与洋制争胜之日”。求和忍辱乃手段，最终目的是与洋人争胜。由此可见，李鸿章的识见与谋略远远高于那些空喊口号一意主战，实则误国误民的清流派与抗战派之上。对此，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在处理宗藩关系上，清廷无非面临三种选择：放弃宗主权，维护宗主权，促使藩属国独立。李鸿章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对琉球与越南，他主张放弃；而关系亲密的朝鲜，则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维持部分宗主权。
日本利用中俄伊犁事件之际，趁机兼并琉球，改为冲绳县。琉球孤悬海外，离日近而距中远，除接受进贡派人册封外，并无实质性关系。李鸿章认为在中俄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分散力量去争区区小贡，为琉球“存祀”，只是徒务虚名而已。“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事实上放弃了对琉球的宗主权。
琉球一失，中国古代所形成的亚洲封贡体系就此出现裂缝与松动，犹如多米诺骨牌开始瓦解倒塌。
通过日本趁火打劫吞并琉球一事，李鸿章认识到日本居心叵测的凶残本性——“诚为中国永远之患”。于是，在对外防卫战略上，他将矛头始终指向日本，“防东洋甚于防西洋”，视日本为战争假想国。
其实，所谓的宗藩关系，只是清朝与琉球、越南、朝鲜之间的事情，在多国、多元、多极的近代国际关系格局中，其他国家并不承认这种关系。如果中国完全放弃古已有之的宗藩关系，承认其独立，那么日本、法国对琉球、越南、朝鲜的占领，便是对一个拥有主权国家的侵略与干涉，这一挑战国际法的粗暴行径，必将招致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乃至武力干预。正因为清廷撑着一顶破烂不堪的“保护伞”，也将自己推到了欲罢不能、无法抽身的尴尬境地。
法国侵略越南，清廷在马尾海战失败、澎湖失守、台湾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就有无数好战派仅凭一个镇南关大捷冲昏头脑，陶醉在彻底征服法国的美梦之中。其实，镇南关大捷并非以正面作战的方式，而是凭着有利的地势，以几万清兵攻打几千法军，才在中国近代史上取得了这次少有的胜利。法国费茹理内阁虽然因此而倒台，但另一新的内阁政府会吸取教训，调整战略，增派兵力，增加后援，以中法两国实力之悬殊，战争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将不仅失去藩属国越南，还将失去云南、广西、台湾乃至更多的领土与利益。于是，李鸿章见好就收，以胜利为筹码，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实际控制权。而在只知暂时胜利，不知实际内情的人们眼里，这一和约乃“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李鸿章由是遭到国人的普遍质疑与愤恨。
宗藩关系是中国在封闭的环境中与周边国家形成的一种并非平等的特殊关系，随着清廷的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一个普通国家逐渐融入国际大家庭之中，宗藩关系的解体，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倒是越南、朝鲜等国因自己的藩属国地位感到羞辱，一直寻求摆脱中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法国、日本的入侵，便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种谋求与努力。
如果说李鸿章在琉球、越南问题上显得消极而保守，而对朝鲜，则自始至终采取了积极介入、全面干预的政策。1885年11月，李鸿章命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精明能干的袁世凯到达朝鲜后，用尽一切办法加强、扩大宗主权利，外交内政全面“与闻”，并以“监国”自居，盛气凌人地对国王发号施令。结果遭致朝鲜民众的极大反感，民族独立倾向愈演愈烈，早已垂涎觊觎朝鲜的日本政府，利用这种情绪与倾向，对朝鲜不断渗透扩张，企图取代中国。中日之争势在难免，从不“轻言浪战”的李鸿章不得不违心地放弃一贯主张的求和平环境、图复兴大业的长远战略，为大清帝国的虚幻地位与“面子”，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惨烈战争。
当年已衰迈的李鸿章回顾自己一辈子走过的艰辛坎坷时，曾不无悲凉地说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所言，虽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但也道破了诸多事实真相。他就真的像一个“裱糊匠”，哪里出了漏洞，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