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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一学就是四年，度过了一段相当重要、富有意义的青春时光：他每天记下康有为的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有赖于此；康有为创作《公理书》、《大同学》等著述，常与陈千秋辨析入微地商榷不已，梁启超在一旁默默“听受”，获益非浅；此后，康有为撰述《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帮助校勘；又著《孔子改制考》，他则从事大量的“分纂”工作……
1895年2月，梁启超虽然结束了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活，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一直是康有为思想上的服膺者与政治上的追随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与有力助手，梁启超帮忙做了许多事情，分担了大量工作。比如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于一天两夜匆匆草就的长达一万八千多言的《上清帝第二书》，便主要由梁启超誊抄，然后又帮着联络、组织在京举人签名；他积极参与创办强学会、南学会，先后担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等报主笔，用那支生花妙笔全面而系统地论述维新变法思想，对洋务派的专注练兵与购置机械等不知本源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1897年10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为维新变法培养了一大批中坚和骨干力量，蔡锷、唐才常、林圭等出色人才，全出自时务学堂，十多年后他曾自豪而伤感地回忆道：“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百日维新期间，他以六品衔专办译书局事务，虽未担任重要职务，但许多重要的变法奏折大多出自他之手，被康有为倚为左右臂膀……
自“公车上书”起，梁启超的天才与勤奋、踏实与能干、宣传与主张不仅赢得了康有为的赏识与器重，也开始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特别是《时务报》上连载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更使他声誉雀起，“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作为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集，《变法通议》不仅达到了开发民智、启迪民众之功效，在维新变法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1898年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命他呈上《变法通议》，此后光绪皇帝颁布的一百多道变法条令，便时时闪现着《变法通议》的“影子”。
尽管成名作《变法通议》给梁启超带来了极大影响，声誉直逼乃师，渐被人们称为“康梁一体”，但他宣传与论述、阐释与发挥的，不过是康有为的政见与思想，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几乎完全笼罩在康有为的光芒之中。
戊戌变法失败，年仅二十五岁的梁启超仓皇出逃，侥幸得脱，抵达日本东京后，为安全与方便起见，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吉田晋。不久，康有为经香港辗转而至，经过一番戏剧般的逃亡历程，师生俩在异国他乡重逢，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端。康有为告知梁启超，他在广东新会的老家被抄，一乡人奔走逃难，宗亲中一孕妇突遭惊吓竟至堕胎而死，所幸其父、其妻已携全家逃至澳门。师生俩惨遭劫难，不仅没有心灰意冷，反而坚定了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有家难归，有国难回，便将目光与行动放在海外，与世界各地华人联系，尽可能地争取广大华侨与国际友人的支持。
日本自明治维新三十年来，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已由一个不甚起眼的蕞尔岛国跻身西方列强行列。梁启超置身其间，目睹并感受着日本的先进与发达，深受刺激，更加坚定了奋发图强的意志与信心。经过近半年的学习与努力，他终于攻克了日文这道“难关”，开始阅读大量翻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中文译著偏重于西方兵学与工艺，而日本则“广求智识于寰宇”，政治、哲学、宗教、经济、文化等，几乎无所不译，无所不备。梁启超发现了一个在国内无法想象的西学宝库：“其所译所著之书，不下数千种”，“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他像一个饥饿之人，开始忘乎所以地大嚼大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坏事变成了好事，逃亡反让梁启超眼界大开。以日文作“拐杖”，他漫步于人类先进文明绵绵不绝的知识山峰。日文译著、西学宝典，成为继康有为之后又一新的“酵母”，引导他开始一番新的探索与转型。于是，过去无数受阻的路径、未通的道理突然间变得畅达与显豁，由此引发了一场思想观念的巨变：由过去的今文经学，转向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精髓，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塑造新的国民，建设新的国家。
自1899年12月20日始，梁启超乘船由日本横滨起航，先后访问、游览了檀香山、澳大利亚及美国本土。出行的主要目的，欲在世界各地发展康有为创立的保皇组织，尽力促进维新变法。每到一地，梁启超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海外华人圈，不外乎交游、集会、演讲、筹款、组织，宣传救国的改良主张，考察当地的风土民情。日本仿行西法而获成功，已令梁启超眼界大开、感触深刻，一旦踏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原创国家，梁启超在不断的比较中更是叹服不已：“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梁启超在“吓”与“跳”中，详细考察美国的社会状况，旁及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探究美国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内在缘由。“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他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美国有十分完备的宪法、运行良好的国会、切实可行的制度以及震慑人心的精神指导。
以美国民主现状反观中国，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仅就生活在当地的华侨而言，以梁启超有限的了解，不禁窥见了华人勤劳节俭、进取不息的背后，实有着令人叹息的短绌与缺陷：¨wén rén shū wū¨无政治能力（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保守心太重，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等等。“余不忍道，又不忍不道。”他发现旧金山的华侨社区环境肮脏，团体松散，打架斗殴屡见不鲜，每逢会馆选举，更有凶案发生，远不如美国白人社区。关于华人在美国的群体形象，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形象地描绘道：“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对此，他借用一位友人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又借一位法国学者之口予以评述：“国民之心理，无论置诸何地，皆为同一之发现，演同一之式。”
一番比较，梁启超不禁由美国华人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现状，对中国国民性展开了深层的思索与探究。置身美国这样的民主发达国家，华侨华人尚且如此，而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本土，就国民的教育程度与人格素质而言，民主共和恐更难实行。由此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影响了梁启超后半生的思想与实践：“觉我同胞匪唯不能自治其国而已，乃实不能自治其乡，自治其家，自治其身。”因此，中国不能行革命，不能实行美国、法国的民主共和制，只宜于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甚或是稍逊一等的开明专制。正因为国民素质低下，实有必要作振聋发聩之语，唤醒国民内心深处那潜藏已久的激情与活力，刷新旧貌，以新民风、振民力、造新人。
梁启超精力旺盛，是一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