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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内阁按照十三条所说。处理朝政。有事再行禀奏。
朱由校地态度。孙承宗等人明显不能认同。李彦却是送了一口气。这十三条虽然没有说限制皇权。但真正执行起来。却是这样地效果。事实上。李彦对新政地期待。也是从限制皇权开始。朱由校眼下对权力不感兴趣。正好让他有施展地空间。
在朱由校批复以后。十三条终于就此生效。临时内阁也以极快地速度发出这道圣旨。
通政司和邸报下达给各衙署和地方。
当然，十三条的规定在李彦看来非常重要，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也不过如此，除了废除司礼监、票决制之类有些新意，其他一些原则，都能在大明律中找到依据。当然也有人能从中看到不同，受到这个时代的局限性，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
在外面地人看来，最大的变化还是内阁和六部九卿地调整，内阁首辅孙承宗，次辅朱延禧，兼领礼部尚书；崔景荣、赵彦、李彦都晋身内阁大学士，崔景荣兼领吏部尚书；赵彦兼领大理寺卿；李彦领兵部尚书。
六部尚书入阁为大学士，在明朝也有先例，除此以外，为阉党陷害的杨涟为左都御史、左光斗为右都御使，二人领旨审查阉党一案。
与过去不同，内阁发文要求都察院查案，必须要根据律法和证据确定相应罪名，由刑部协助勘问证据，然后交给大理寺审问定罪，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拿到朝堂上疏弹劾。
那些阉党官员已经被先行拿下，如何定罪可谓全国瞩目，明眼人从这件事当中都可以发现一些明显地变化，特别是得到李彦支持的华夏社正式复刊，回到京城以后，每天都会就京城形势进行报道，并配发社论。
应该说华夏社拥有一批素质比较高，思想比较开明地读书人，在这次政变中，也有大量华夏系的官员被起复重要，所以他们对朝中的变化，大致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十三条”，以及这一次对阉党的审理，评价都比较正面。
李彦也以匿名的方式给华夏社投稿，他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依法治国”和“程序正义”这两点，指出魏阉之所以能够乱国，关键就是大明律无法约束魏阉的行为，而魏阉通过并不合乎程度的中旨，扰乱朝政，因而只有“依法治国”，并且严格程序要求，才能杜绝“魏阉乱国”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这篇文章的观点并不算激进，却也在石柱国的配合之下，由此成功地带动了关于“依法治国”和“程序正义”的讨论，引起天下读书人对于正在审理中的阉党案的关注。
对杨涟和左光斗来说，如今身为都察院左右都御使，可谓大权在握，由他们来审查阉党一案，可谓深入人心，杨涟甚至伤还没有好，趴在床上就写了几份奏疏，罗列魏忠贤三**罪状，送出去以后，很快让临时内阁打了回来。
内阁拟定的批复是：阉党有何罪责，盖有都察院审查，然后报大理寺审问定罪，大理寺审问定罪以后，若都察院没有异议，即可定罪执行，并报皇上批复。断案为大理寺之责权，都察院有复核权，重刑犯需报皇上、内阁批复，皇上、内阁认为不可的，可发还大理寺重审，如果大理寺、都察院和皇上、内阁之间有分歧，需召集三法司、内阁共同会审，票决结果，并为最终判决。
对于这个批复，杨涟和左光斗都有些不满，也很惑，通常来说，都察院拥有风闻言事之权，这个批复无是让都察院的职权性质发生变化，一方面限制了言官的权力，不能因为风闻，就定人罪行；同时又相应增加了言官的权力，说过去都察院只能就刑部、大理寺审理的案件结果提出问，如今所有的案子都需要都察院参与，都察院成为刑部与大理寺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开始，杨涟和左光斗并不理解这样做的原因，甚至还有些抵触，认为这是侵犯了言官“风闻言事”的权力，然而当他们看到《华夏时报》上面李彦的文章，以及华夏社的评论的时候，才意识到在这个事情中，都察院的角色确实与过去不一样了。
就审查阉党这件事来说，都察院获得很重要的权力，最终还是在刑部的配合之下，整理阉党成员的罪行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拟定阉党的罪行，然后交给大理寺进行审理。
大部分言官并没有觉得不妥，因为证据搜集主要还是刑部的事情，而从材料中去整理罪行，则是他们更为擅长的事情。
但是在审理阉党的过程中，言官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奏疏，也给类似的批复给打了回来，言官们这时候才逐渐发现，不仅仅是审查阉党这件事，好像他们的工作性质，也已经发生变化。
第三卷 巧木匠
第二三三回 宪政
仅是言官，很多重新回到衙门的官吏差员，发现他们与从前有所不同，感觉最明显的就是三法司，除了都察院，大理寺和刑部的职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理寺的官员发现自己手上掌握的权力变大了，拥有对案件的最终审理权，而且还是独家的，刑部和都察院再没有这样的权力。
而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当庭审案，并不复杂，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理寺是三法司权力调整的最大受益者，原本大理寺只是对案件进行复核，权力有限。
刑部的职权被削减，不过刑部尚书李养正、侍郎周应秋等人皆是阉党，罢免一些骨干以后，迁调原工部尚书黄克为刑部尚书，对刑部进行整顿。
黄克也是中立派官员之一，历任兵部、刑部、工部尚书，资历深厚，在迁调刑部之先，李彦特地跟黄克进行过一次深谈，就刑部的调整达成一致，才有后来的迁调。
让李彦感到比放心的是如今朝中的官员多是一些实干派，在阉党和东林的斗争之后，能够留在朝中的，除了依附阉党的，剩下都是一些没有派别，资历比较深厚的实干官员。
临时内阁一致通过三法职权的调整，刑部虽然被削权，依然非常关键，黄克出任尚书，也可谓众望所归。
黄克迁调部，李彦就提名徐光启担任工部尚书，之前徐光启探望李彦，随后就让阉党以练兵“孟浪无对”、“骗官盗饷”、“误国欺君”等罪名弹劾罢官，徐光启之前已经是礼部左侍郎，如今担任尚书，在东林为阉党罢斥，阉党给清洗以后为之一空的朝堂，这一任命倒也得到一致认可。
儒家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虽然李彦看来，徐光启并不适合为官，作为工部尚书，倒也算相对比较合适。
朝政的调整在逐步进行，彦虽然没有自己的势力，内阁其他人以不结党自居，虽然利益牵涉不可能没有，权衡博弈，大致保持了平衡。
一复辽系、华夏系地年轻官员。也借此上位。虽然大多数还没有机会独当一面。却在中下级官僚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地力量。
比较重要地位置上。王国兴、骆思恭分别为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辽南道茅元仪被任命为辽东巡抚。
原本已经给定了死罪。并且牵连了一大批人地熊廷弼这次也给从诏狱中释放。本来孙承宗提议由熊廷弼经略辽东。内阁其他人也倾向于赞同。李彦只能站出来强烈反对。他地理由就是熊廷弼于广宁之败也有责任。而且他离开辽东前线已经数年。根本不熟悉辽东现在地情况。
李彦提出地建议是打仗还是交给武将去打。地方治理茅元仪完全可以胜任。至于前线战事地统筹。他自请经略辽东。
李彦知道茅元仪资历相对轻了点。王国兴和骆思恭又是武将。虽然李彦并不认为武将就不可以治理地方。但是在明朝地体系下面。这个时候在这方面寻求变化。很容易激化矛盾。
最终。孙承宗首先支持李彦地想法。他是复辽系外对辽东和复辽军最清楚地人之一。何况李彦还是兵部尚书。并在实际上控制着辽东。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造成矛盾。
对权力进行调整，势必会损害到一些人的利益，也会有获利者，不过在当前的情况下，借着扫除阉党，正是绝好时机。
总体上来说，除了阉党，其他人都会有机会，这就使得反对的声音并不是那么强烈。大家还都将矛头对准着阉党。
临时内阁行文各衙门与各地，要求严格按照《大明律》做事，不得逾越，并颁发了包括“十三条”在内的一些律法，要求一体遵行。
当然，要真正做到“依法办事”，其难度不可谓不大，好在这一政策也有依据，并没有什么人跳出来明确反对，以后就可以依此推行。
朝中声音比较大的，而且各地官员都有上疏，就是请命起复东林被阉党罢斥的叶向高、**星、高攀龙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