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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所组南京安全区，外籍记者田伯烈所著《日军暴行纪实》，及美籍教授史迈士所作《南京战祸写真》，皆为当时未曾参加作战之英、德、美、德人士，本其目睹情形，所作之日军暴行实录。日军以杀人为竞赛娱乐，且系在被告本国《东京日日新闻》登载。（见京字10号证第284至285页）屠杀照片及屠城电影，具为当时日军所摄制，借以夸耀武功，均系被告及会攻南京各将领共同实施暴行之铁证。被告竟以空言抹煞，妄指为伪造，可谓毫无理由。综上各点抗辩，均属狡展图卸，殊无可采。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其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破坏财产等暴行一系违反海牙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间有方法结果关系，应从一重处断。又其接连肆虐行为，系基于概括之犯意，应依连续犯之例论处。按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
据上结论，应依刑事诉讼第291条前段，海牙陆战规例第4条第2项，第3条第3款，第28条、第46条、第47条，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第2条，第3条，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2条第2，第11条，刑法第28条，第55条，第56条前段，第57条，判决如主文。（《档案》第603至612页）
以下从略
第三部分第43节 谷寿夫罪有应得（4）
附件二
国防部审判战凶军事法庭判处
战犯谷寿夫死刑的布告
（1947年4月26日）
查战犯谷寿夫于作战期间，在南京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罪证确凿，业经本庭于本年三月十日依照海牙陆战规例第四条第二项，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七款，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第二条，第三条。战争罪犯审判第一条，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四款、第二十七款，第十一条，判处死刑。并呈报总参谋长 ，转奉民国政府主席蒋本年四月二十五日防吕甚字第八三七五号卯有——代电核准执行，各在案。遵于本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由本庭检察官将该犯谷寿夫一名提案，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执行死刑，除呈报外，合函布告周知。此布。
计开：
战犯谷寿夫一名，男，六十六岁，日本人，住东京中野区富士见町五十三号，日本陆军中将，师团长。（《档案》第613至614页）
以下从略。
从《判决书》和《布告》中不难看出，谷寿夫在会攻南京过程中凶猛无比，是日本军中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促令部下率先破城防，同时因会攻作战遭我军坚强抵抗，遂起报复之心，于陷城后有计划地纵兵烧、杀、奸、掠，杀人如麻，罪恶累累，对他处以死刑是罪有应得。
但是，我们又不难看出，谷寿夫虽然枪毙在雨花台，但不能把他看作一死了之。一是谷寿夫的罪帐未能算清。据查，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攻陷旅顺、大连时屠杀奸掠，无所不为，我同胞2万多人惨遭日军杀害。当时谷寿夫是基层指挥官，是命令的执行者，进攻凶猛，且“战功”卓著，不可能没有屠杀一个平民百姓。本书前面例举了日本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后的暴行，仅点出第6师团屠杀平民2人，似有应付之意。此外，第6师团离开南京后，参与攻陷皖南、赣北、湖北、湖南诸多大大小小战役，必有屠杀以致施放毒气等罪行。而此刻国防部忙于内战，轻外重内，未能对谷犯的罪行全面调查，不能不是一个明显的缺陷。二是我们对松井石根和谷寿夫的罪行批判显然不够。后来日本社会上不断地出现逆流，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为战犯松井石根鸣冤叫屈。一方面我们未能动员更多的人予以有力的回击；另一方面联合日本社会上民主人士和学者，汇成合力，对田中正明之流进行批判，声张正义，使日本的青年一代知道军国主义的罪恶以及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由此奠定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础。
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4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图）
1938年2月26日，日本裕仁天皇在他的寝宫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和柳川平助，对他们攻克南京予以嘉奖。
“七。七”芦沟桥事变不久，早有预谋的日本侵华部队于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得手后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思想指导下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向南京扑来，以为一举可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结束日中之战，从而使中国永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迫于险恶的形势，蒋介石在宣布“迁都”的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调配13个师计11万人的兵力归他指挥。守军在紧迫的时间慌忙布防，连同城墙在内构筑3道防御阵地，以期御敌、歼敌。
侵华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指挥下的9个师团攻陷上海后，用6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向南京进犯。松井在华以武官身份活动多年，对上海、南京的军事险要早已掌握在胸。东路沿沪宁线经镇江攻击南京的正面；中路沿杭宁路取道溧水、句容袭击南京之背；西路则选广德经宣城，直取芜湖，截断南京守军西去的退路。由此妄想把中国部队全建制的13个师歼灭在南京地区，使中国无力再行抵抗。
12月9日，各路日军紧密配合，步步逼近，合力对南京缩小了包围圈。早在12月1日，松井便得意洋洋地宣称：“南京最后之末日，相距愈近。”9日中午，在南京上空空投下《劝降书》，摆出杀气腾腾的架势，限令唐生智24小时内开城门投降，否则日本军决不宽恕，“南京势必难免战祸，而千载之文化，将化为灰烬，十年之经营，亦将全成为废尘”。唐生智一身正气，用阻击的枪炮声对松井的恐吓作了回答。10日，松井恼羞成怒，下达了总攻南京的命令。中国守军在南京城外与敌人进行了激战，击毙了相当数量的日本官兵，而且在7日那天阻击日军攻击牛首山的战斗中将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击伤，挫伤敌人的锐气。但是与日军相比，中国部队的兵力、装备和士气都处于劣势，更致命的是在战略上消极防御，不得不在激战中步步后撤。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下达“停止抵抗，撤离南京”的命令。于是军队按卫戍司令部的布署，放弃了阵地，分头突围或后撤。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侵华日军未经攻城战斗，却虚张声势地摆出战斗姿态，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内，划定区域，明确任务，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作为幸存者——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就当时日本所持的野心及日军的内部情况做某些探索，抛砖引玉，为研究者提供线索，乃属我的心愿。
第一，日本最高军事当局选择南京下毒手，并不单单意味着一次性的大屠杀的暴行，而是意味着日本对外政策的明确喧嚷——如果不迅速投降，接受日本的“条件”，甘做日本的“顺民”，就得继续吞下“南京模式”的苦果。后来的“三光作战”便体现了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南京模式”在侵华战争中的继续。归根到底，它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和灭亡中国的需要。
向外侵略扩张是帝国主义的共同本性。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里，各帝国主义先后多次侵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并强行在中国领土上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中，日本表现得最积极，是中国人民最凶恶、最残忍的敌人之一。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以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为借口，发兵侵略中国台湾，遭到台湾高山族人民顽强抗击，清政府亦调兵增援，全面布防。日本政府转而派代表与清廷谈判，阴谋从外交讹诈达到目的。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压力下，同年10月恭亲王奕沂与日本特使签订《中日北京专条》，日本退兵的条件是：中国允给“抚恤”银十万两，赔偿日本在台湾“所有修道、建房等件”银40万两，中国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给日本此后正式兼并琉球找到口实。（《中国近代史词典》第106页）此乃日本政府侵犯中国领土最早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