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А保拔难Ц锩脑硕宦酃沤裰型猓蟾哦际谴印牡男问健环矫嫦率郑蟾哦际窍纫笥镅晕淖治奶宓牡确矫娴拇蠼夥拧保ā短感率罚＃ǘ┨岢叭说奈难А保飧隹诤旁诤誓抢铮直痪咛寤伞耙撞飞饕濉保础笆鼓阌惺本醯锰煜轮挥泄赜谀愕氖伦钪匾溆嗟亩妓悴坏檬裁础阋胗幸嬗谏缁幔詈玫姆ㄗ幽绨涯阕约赫饪椴牧现斐善鳌惺焙颍艺婢醯萌澜缍枷窈Ｉ献渤亮舜钜舻幕故蔷瘸鲎约骸保ā兑撞飞饕濉罚４诱庑┲髡盼颐遣荒严爰手┦吭谖逅脑硕庋桓鲆匝裰诙钥拐娜禾逍苑绫┲校岵扇≡跹囊恢痔取�
其实胡适在《新青年》一班同仁中，绝对算不得激进，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陈独秀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那样的武断，也没有钱玄同提出“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那样的尖刻，但因为他是始作俑者，当时舆论一致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林纾那两篇出名恶毒的小说《荆生》和《妖梦》里也将胡适作为标靶之一大加攻击。这些都显示了胡适在“前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陈独秀虽然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无关个人，但仍在20世纪40年代回顾“五四”的文章中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胡适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有着这样思想和这样地位的胡适之，于5月29日回到北京，自然也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而胡适返京的言行，也分明可以看出明显的矛盾：对抗争政府的同情和对运动方式的拒斥，使胡适成了“五四”大潮中一名尴尬的发言者。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当夜胡适就写下了一首抗议的诗《威权》，写“奴隶们同心合力”，终于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这首诗发在6月29日的《每周评论》（第28号）上。在同一期刊物上胡适还写了一组“随感录”，一反平生作文温柔敦厚的风格，极具讽刺与挖苦之能事。《爱情与痛苦》对被幽囚于警察厅的陈独秀表示敬意：“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研究室与监狱》直接援引了陈独秀的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五四”以后，社会上谣传“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胡适在《他也配》中轻蔑地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是个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如罗家伦就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在“毁坏学者”，“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更明确地表达了对运动的态度：“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多年以后，胡适在论及“五四”时，仍然保持着他不尴不尬的“两面派”认识。一方面，他承认“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五四的第廿八周年》）。另一方面，他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
杨振声：文化观点看“五四”
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当日被捕、刚刚释放几天的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日刊。
《五七》日刊是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便于继续奋斗，出版的一份小报（取名“五七”，一是纪念5月7日被捕学生的释放，二来“五七”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日）。学生在街头讲演时，可以用来分送路人。但刚出四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当局拒绝了学生代表的要求。“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杨振声《回忆五四》）
一星期后杨振声被释放，同年11月便去了美国留学。但是作为五四运动前后的潮头人物之一，“五四”在杨振声身上留下的烙痕是如此之深，他日后对“五四”的反思也就特别值得关注。
对于五四运动爱国和反封建的方面，杨振声一直是肯定的。《回忆五四》一开始就讲了“小时候的两件怪事”：嫁给牌位的新娘和横行霸道的日本兵船。“在他出狱后写的家信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当他在美国学成归国回蓬莱看望我们的祖父、祖母时，当地的美国传教士想见他，被他拒绝了，他对我们说，这些人到我们国家来传教、办学校、开医院，真正目的是为了侵略我们。”（杨起《怀念我的父亲》）
1918年，杨振声参与创始了新潮社，任《新潮》编辑部书记。从“五四”前发表的《渔家》、《一个兵的家》到1920年的《贞女》，杨振声作品的特点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如《贞女》写的就是一个姑娘因嫁给一个木头牌位而自杀的悲剧，正像鲁迅指出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
但在解放前后的著述中，杨振声开始对“五四”的文化意义进行怀疑和反思。在发表于1949年5月4日的《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进而推衍到“五四时代的文艺”，认为“为人生而艺术的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兴趣为中心，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内容的”。
同日发表的《“五四”与新文学》一文中，杨振声指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学的关系：“五四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两层重要意义外，它还有一个附带的意义，那便是与新文学的关系。在根本上说，二者都是解放运动；在形式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行动的解放形式；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认为这个运动“主要是工具上的改变，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但它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因此“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它的力量与成绩。换句话说，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1950年，杨振声发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全面地批判了“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几乎达到了完全否定“五四”时期文化的地步。他认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