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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事实上，蓝玉在世时就曾第一个发出燕王心怀不轨的警告。他北征纳哈出归来，以自己的观察进言太子朱标：“臣观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而野史记载，蓝玉事发，也正与朱棣的挑拨有关。
｛49｝年号正统、天顺，庙号英宗。
｛50｝年号成化，庙号宪宗。
｛51｝年号正德，庙号武宗。
｛52｝年号嘉靖，庙号世宗。
｛53｝年号万历，庙号神宗。
｛54｝年号天启，庙号熹宗。
伪君子朱棣
危机，并非巧合
专制政体第一脆弱之处，是权力继承环节。此环节尤其在作为政权创立者的第一代君主死亡以后，与作为继承人的第二代君主确立之间，普遍演变为严重危机。稽诸历史，自极权体制以来，中国所有大朝代无一例外在这时发生剧烈动荡。
帝权体制始作俑者秦，公元前210年，始皇帝死于巡幸途中，丞相李斯认为如果太子扶苏继位，将对己大不利，乃与宦官赵高合谋，伪造遗诏，杀扶苏及大将蒙恬，拥立嬴政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
第二个大朝代汉，同样在此关头出事：高祖刘邦死，新君惠帝即为吕后所挟，七年后惠帝抑郁而死，吕氏径直临朝。
第三个大朝代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未等父皇晏驾，先下手为强，杀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李渊交出皇位做太上皇。
第四个大朝代宋，太祖赵匡胤壮年猝死，时年五十，传位其弟赵匡义，是为太宗。这件事很奇怪，因为中国王位继承制在商代逐步由父传子、兄传弟并举过渡到传子制以后，基本原则一直是父死子继（循先嫡后庶，先长后幼之序），如果无子，则兄终弟及——而赵匡胤共有四子，除长子、三子早亡，次子赵德昭、四子赵德芳均健在，皇位不传子而由弟继，大悖礼法，此事遂成千古之谜。被控制的官史竭力掩盖真相，并构造“金匮之盟”｛1｝的故事，给赵匡义继位提供合法性，稗史却普遍怀疑赵匡胤死于谋篡，最无争议的事实则是，赵匡义得位后，并未践“金匮”之约，而由其子孙继位，直至北宋亡。
末路皇朝清代，稍有差异。第一个正式在紫禁城当皇帝的顺治死后，第二任皇帝康熙顺利接班，没有出事。不过与历代开国皇帝相比，顺治的情况非常特殊，他既非朝代创立者（为满人打下天下的皇太极死于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即1643年），且登极时年仅八岁，在位头七年，由孝庄太后监朝、多尔衮摄政，亲政不过十年便死去，像是匆匆过客。实际上，在清朝第二任君主康熙的身上，才找到历来开国皇帝的气象与感觉。如注重实质而不拘泥数字的话，那么应该说康熙才是清代政治真正的奠基人。一旦以康熙为界，我们发现则危机复至，前述规律再次起作用——康熙死前对此似已深有预感，他有子三十五人，长大成人者二十人，接班人问题是他一生唯一令他焦头烂额却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储君两度废立，竟不了了之。最终，皇四子胤禛在混乱和疑云中取得继承权，随后兄弟相残、血雨腥风……雍正以后又走上了正轨，乾隆、嘉庆、道光、同治……从此顺顺当当。
五大皇朝无一例外在这节骨眼儿上出事，当然不是什么巧合。朝代更迭之际，巨大的君权还来不及找到稳定的运行方式，第一代君主的过世往往意味着可怕的权力真空，不管死去的君主看上去是否曾经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事实上各种潜伏的势力早已悄悄等候着他一命呜呼的时刻的到来，以便随时把垂落的权杖抓在自己手中。
令帝权很难避免这种规律性动荡的，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王朝虽已更迭，但尘埃远未落定，在推翻旧王朝和建立新王朝过程中积聚的各种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开，诸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必在第一任君主身后有所解决。第二，尘埃落定之前，野心家、阴谋家最为高产，抢班夺权的意愿最为强烈，以此为背景，极易滋生阴谋集团，向立足未稳的秩序发起有力挑战，而当格局既定之后即便有这类人物，却往往孤掌难鸣，不能成其事。第三，极权体制自身有种种致命病症，尤其是权力高度集中而隐含的绝对排他性，致使政治游戏参与者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攫取到这样的权力就可决定别人的命运，反之则被别人所决定，屈抑一方为此不惜铤而走险，放手一搏。
公元1398年，明朝立国者朱元璋死了。历史规律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危机如期而至，并以最壮阔、最宏伟的方式加以演绎，成为历史上所有此类危机中一个完美的、淋漓尽致的范例。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
殷红的血
虽然自秦起，帝权是同一性质，但朝代之建立，则各有不同。秦帝国的诞生是列国长期争霸、强者胜出的结果。晋、隋、唐、宋属于另一种模式，由旧政权内部的大贵族、军阀等强力人物，以政变或反叛方式夺得权力。元、清帝国则是外部强大的军事入侵致使中原汉族政权解体（亡国），而形成的异族统治。除此以外，只有汉、明两朝是经过农民起义的长期战争亦即由“匹夫起事”造就的国家。
汉、明这种政权有两大鲜明特征：第一，“起事”之前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力认同，新政权完全是赤手空拳打下来的，无人先窃威柄，其领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过程中逐渐地历史地形成的，不像其他各朝代统治集团内部领导权归属早已确定——比如，秦始皇灭六国是商鞅变法后六十年间秦国强大的结果；晋皇族司马氏早自曹魏时期的司马懿起已形成威权；隋文帝灭周前已在朝中总揽大权，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唐高祖、宋太祖都是军阀，早就自成一统，推翻旧朝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而分别灭宋灭明的元、清两朝，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异族政权取代中原汉族政权。第二，汉、明两代天下未定之际，群雄并起，英才辈出，“起事”者共同组成一个豪强集团，虽然内部有主从之分（后来演变为君臣关系），但并不是集团领袖一人独享威望，相反，许多成员都兼有英雄般的声誉、重大功勋、军事实力以及政治资本，所谓“功高震主”者大有人在。具体地说，无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一方面固然是那个豪强集团的领袖，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不过是集团之一员，他们与集团其他成员的关系微妙地介乎于主－从、兄－弟之间，这种“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领袖的绝对权威始终构成潜在的挑战意味。
不单刘邦集团和朱元璋集团，我们在历史上另外两个类似的却功败垂成的集团——李自成集团和洪秀全集团——同样发现上述特征。并且，李、洪集团最后的覆灭，根本正是这两大特征发作所致。
以汉、明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权，打天下的任务一旦结束，马上都面临豪强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即如何使权力集中并将它真正巩固起来。首先必须渡过这个危机，才谈得上其他，否则就会迅速崩溃。所以我们看到，唯有汉、明两代初期发生了大肆杀灭功臣的情形，别的朝代却不必如此。刘邦用几年时间，一一除去韩信、彭越、英布等强大的异姓王，韩信死前说出了那段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朱元璋做得还要高明些，像做外科手术一般精确，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李善长、刘基、徐达等所有一同“起事”的文武重臣，直到临死前还解决掉最后一个危险人物蓝玉。
韩信很可笑，大可不必发那样的感慨。这并非情感和道德问题，是权力本质使然。一遇到权力，忠义一类道德的诗情画意就烟消云散，无人信，也不能信。试问，面对手下一群战功赫赫、足智多谋的能人，朱元璋能躺在兄弟情义上高枕无忧吗？就算他愿意古道热肠，对方也难保不动点什么心思；毕竟那么巨大的权力，诱惑力也同样巨大，谁都挺不住，除非已经超凡入圣。而且，越是像刘邦、朱元璋这样大家同起于布衣的豪强集团，日后越可能手足相残，将所谓的“兄弟情义”碎尸万段，因为称兄道弟意味着彼此彼此、平起平坐，这是极危险的关系，当面临患难之际它是发展事业有力的纽带，可一旦到了“有福同享”的阶段，它马上就变成对绝对权威的巨大威胁，势必引发血流成河的清洗。就这一层而言，倒是一开始主从关系就很明确的曹操、李渊或赵匡胤集团，来得比较简单，也比较相安无事。
帝权本质是家族统治，是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家族。它对权力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