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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了不起。嘉靖不单享国长久“本朝无两”（他死后才出了一个超过他的万历皇帝），他的统治术，同样“本朝无两”。
过去历史上，以及明朝本身，都不乏因为荒嬉或沉溺于私趣而“不理朝政”的皇帝，正德、天启两位皇帝就很典型。朱厚熜的行径，乍看跟他们很像，他在统治晚期埋首求道，藏在西内基本不露面，许多臣子甚至二十年不曾睹“天颜”一次。如果就此以为，他也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则大错特错矣。
《世宗实录》论及此，道：“晚年留意于玄道，筑斋宫于西内”，但“宸衷惕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60｝什么叫威柄不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印把子嘉靖始终攥得牢牢的，根本不曾松手。他虽然深居简出，但对一切都保持高度警惕（“惕然”），从来对外面发生的事放心不下，也没有什么能够逃过他的耳朵；不仅如此，他虽然不公开露面，省去所有公务活动，却不曾放弃对文件的批阅，重大决策都由他本人亲自做出，经常召见少数重臣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直接过问每件事情。
《实录》所述，表面看像是对嘉靖的吹捧，其实倒是真正的“实录”。这里有一个佐证。当时有人在徐阶（嘉靖年间最后一任内阁首辅）家中，亲眼见过嘉靖的手谕和所批阅过的奏章。他说道：
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宗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虽全当帝心，亦为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揽朝纲如帝者，几何人哉！｛61｝
徐阶代拟的所有旨意，嘉靖不仅亲自审阅，而且“一一”作过改动——注意，是“一一”，全部如此，无一例外——即便拟得很称他心意，也仍会更动几个字，其认真如此。然而，这不止是认真而已，更主要的，是作为权力归属的标志，作为对大臣的无声的警示和提醒：我是皇帝，权柄在我。这就叫“威柄不移”。本朝太祖、成祖二位皇帝，对权柄都抓得很牢，但那是宵旰忧劳、起早贪黑换来的，何如嘉靖躲在幕后，足不出户，神龙见首不见尾，照旧一切尽在掌握中。难怪上述这位嘉靖手迹的目击者，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而将朝纲尽揽怀中的皇帝，能有几个啊！
嘉靖做皇帝，做得聪明，做得心机深刻。作为高明的权术家，他参透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权力稳固与否，与是否勤政爱民根本无关，关键在于控制力。控制力强，哪怕躲到九霄宫静养，照样操纵一切；控制力弱，就算废寝忘食、没日没夜扑在工作上，该不济还是不济，白搭。论到这一层，正好有现成的例子。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便是后一类皇帝的典型：他做皇帝十几年中，累死累活，不可谓不勤恳，可内内外外，事情一团糟，尤其不知用人，不该用的偏重用，该用的不用，或用而没有章法，明明是自己控制力太弱，临死犹未省悟，说什么“君非亡国之君”。
什么是控制力？简而言之，就是如何用人——抑或说得更黑心一些——驭人。
与民主政体将权力以制度和法律“程序化”、“客体化”不同，专制时代，权力的本质是人，是掌握及分享权力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专制时代的权力弹性十足，可大可小，可强可弱，可聚可散；同一个位子，由不同的人来坐，分量可有天壤之别。汉献帝是皇帝，曹孟德是他的丞相，但谁都知道那个坐在丞相位子上的人，能做得了皇帝的主。这就是专制时代权力的特征，关键在于控制力；其实专制政体的权力法则跟黑社会很相似，控制力强，能驾驭别人的人，就是老大，反之则受制于人。
别看嘉靖没根没柢，以一个外藩兼十四五岁孩子身份入主紫禁城，多年来的实践却证明，他是个控制力奇强的厚黑天才。初期，他巧妙而充分地运用皇帝身份赋予自己的条件，辅以坚忍和泼辣的精神，硬是将一度占据主流位置的反对派驱逐干净。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终于自己说了算之后，他迅速总结经验，悄然从前台匿身幕后，专事操纵、驭人。这一招最高明。在西内修道的他，就像一位木偶戏大师，十指提着细细的线绳，不时这儿抖动一下，那儿抖动一下，让那些前台的傀儡接受掌声或倒彩。该谁下台了，他毫不留情地松开线绳，想让谁粉墨登场，他就轻轻提起线绳，那玩偶马上活蹦乱跳地开始表演。
杨廷和走后，整个嘉靖朝的政界重要人物，没有一个不在他如此的掌控之中。回眸望去，四十年犹如一出构撰精密、机关巧妙、峰回路转、满宫满调的戏剧杰作。先是把张璁等特调来京，打倒杨廷和，却不急于重用他们，仍让自己所衔恨的蒋冕等掌管内阁。此后，宁肯招来退休的正德老臣杨一清接替首辅，也不用在“大礼议”中立下大功的张璁等。此之谓欲扬先抑，特意地冷一冷张璁等的心，好教他们不敢得意忘形。直到嘉靖六年十月，张璁才首次入阁，又过一年多，命桂萼入阁。但仅隔六个月，嘉靖八年八月，嘉靖找了个由头，忽然责令张璁归乡省改，命桂萼致仕。可是，张璁离京不久，九月，马上又接到宣召他重新入阁的旨意；十一月，桂萼也同样被召再次入阁。此后，单单张璁就被这样又重复折腾过两次，分别是嘉靖十年七月罢免、十一月复召，嘉靖十一年八月致仕、嘉靖十二年正月复召，末了，嘉靖十四年四月终于让他彻底退休，不再折腾。前后算起来，从嘉靖六年到十四年，张璁（他后来被赐名张孚敬，我们只需知道张璁张孚敬是同一个人，这里不另加区分）总共三起四落。嘉靖驭人手段之厉害，可见一斑。他明显是刻意的，以猫戏鼠的手法，擒而复纵，纵而复擒，“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张璁自己就曾深有体会地说：
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勿，作禁止讲，密勿之地犹言禁地】，易生嫌疑；代言【拟旨】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62｝
这种诚惶诚恐的心情，是共同的。
除了最后一任首辅徐阶，嘉靖还来不及收拾，其余所有人，几乎都是他亲手扶起来，然后再亲手打倒。罢官、致仕已是上佳结局，死于非命也并不新鲜。“大礼议”后，正德老臣杨一清重新出山稳定大局，仅三年，在内阁首辅位上被罢归，翌年更遭夺职，老年受辱，杨大恨，疽发背卒。张璁之后，夏言成为第一红人，备受信用，但嘉靖对其再施猫戏鼠之故伎，使之两起两落，终于嘉靖二十七年先罢官，再逮其下狱，斩首。因夏言被打倒而崛起的严嵩，老奸巨猾，赔着小心媚事嘉靖十几年，烜赫一时，最后解职、抄家、儿子被处决，自己则死于孤独和贫困。
严格讲起来，不是“鲜有能善终者”，而是根本没有善终者。嘉靖这么做，不是简单的性情之喜怒无常，而是保持对权力控制的一种高级手法——垂青于某人，扶上台，不久将其打倒，再重新挑选一位，不久再用人取而代之。不断走马换将，以这办法，既防止任何柄政太久、尾大不掉的情形出现，也随时宣示着他的威权。
他所精通的又一技巧，是运用自己态度亲疏远近的细微变化，挑起大臣间的矛盾，制造不和，使他们彼此牵制、损害与消耗，然后在最后时刻，由他从中选择一个对象，水到渠成地将其除掉。
张璁在“大礼议”立了首功，自然很想当首辅，嘉靖偏不让他如愿，把退休闲居多年的杨一清找了回来。之所以起用杨一清，也很见心计。杨在正德十年后即离开政坛，与北京没有什么瓜葛，资格又很老，颇著声望，搞这么个人来出任首辅，第一无害，第二很说得过去，第三正好借他压一压张璁等人的骄娇二气。杨到任后，自以为也领会了圣上的用意，在一些问题上与张作梗。张璁便很恼火，他本来就不把杨一清放在眼里，而这是有道理的——杨一清所不知道的是，嘉靖一面让他当首辅，一面背地里经常撇开他，跟张璁说“体己话儿”，例如有一回，嘉靖就这么悄悄对张说：“朕有密谕，卿勿令他人测知，以泄事机。”｛63｝不啻于暗示张璁，虽然首辅是别人，可我真正信任的是你。这很歹毒，张璁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能不趾高气扬、根本不把老杨头放在眼里吗？在嘉靖的忽悠下，张璁果然按捺不住，公然地指责杨一清，嘲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