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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是对基金会的怀疑未能成立，不过此事也使基金会更加谨慎从事，在工作模式上更加强调通过资助有关机构和学校来进行，避免自己直接出面。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后多年集中在自然科学，而未涉足足以引起争议的社会科学，除了其负责人的信念外，多少也有避免麻烦的想法。
国会的主要疑虑还在于基金会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认为需要加以规范和监督，其途径就是通过税法来鼓励或遏制其行为。因此这一轮调查的结果是出台了第一部针对基金会的法律，即《1917年税法》，确定基金会受财政部国内税务局的监督，并且规定总统不得谋求私人资金来支持其某项政策或政策思想，但是事实上此类事情从未完全杜绝。总的说来，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国会对基金会的主要关注是防止其政治影响太大。
这些例子都说明大基金会一开始与政府的关系即使不是对立，也是不和谐的。只是它们的出手确实很大，所作所为又的确是社会所需而政府无力满足的，而且当时美国政府尚未建立福利制度，所以没有通过进一步予以限制的立法。但是围绕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辩论及其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却强化了基金会的独立性：一是独立于政府，确定其私人性质；二是独立于其初始捐赠者或其家族，日益脱离其意志的影响。这样，基金会就成为真正的“第三部类”。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来自右派的攻击
2 “里斯及考克斯调查”（Reece and Cox Investigation）：来自右派的攻击
20世纪50年代初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国会掀起了对“享受免税待遇的教育和慈善基金会”以及其他类似组织进行全面调查的活动，主要内容是调查“非美和颠覆性活动”。国会先后成立了以众议院议员里斯（Reece）和考克斯（Cox）为首的调查小组。首当其冲的是洛克菲勒、卡耐基、古根海姆、罗森瓦尔德等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刚开始活跃不久，但是它资助成立的共和国基金（Republic Fund）因与民权运动有关，也受到指控。总的指控的罪名是基金会的活动助长了左派思潮，直接、间接帮助了共产主义，因而危害了美国安全。具体内容大致有：基金会资助过的个人中有思想左倾或亲共人士，某些社会改良项目和活动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之嫌，翻译出版有关苏联的书籍等于帮苏联作宣传等等。国会的调查报告中特别肯定了基金会对自然科学和医疗慈善事业的贡献，而对社会科学则充满疑虑，不是指责其成果导致社会主义主张，就是违反美国道德传统（例如关于两性关系的研究）。
被麦卡锡指控为苏共间谍的希斯（Alger Hiss）原是罗斯福政府国务院官员，卸任后任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会长。“希斯案件”轰动一时。卡耐基基金会与他的关系就成为其罪名之一。特别有意思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大罪名是在中国32年来花了几千万美元资助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大多数都投向了共产党，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于为支持共产党政权出了力，以此推理，它应对正在朝鲜战场上作战牺牲的美国青年负部分责任。
这一调查是麦卡锡主义的产物，代表了美国极端保守的一派。指责大基金会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当然是极为荒唐的，但是美国的确存在这样的保守思潮，是对从进步主义以来的一切改良的反动。这种右派思潮与平民主义反精英的本能奇特地结合起来，遇到适当的气候浮到水面，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基金会毕竟不同于一般无权无势的受害者，此调查案一出，举国哗然，即使是在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下，各大报刊、各高等院校以及知识界人士仍然纷纷以各种方式批判这一做法，盛赞基金会的功绩。所以这一调查尽管来势汹汹、罪名吓人，而且历时几年（从1951年至1955年），但基金会并未受到损失，反而声誉更高。调查结果以指控不成立而告终，在这场辩论中美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主流却借此有了一个重新伸张的机会。②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帕特曼调查
3 “帕特曼调查”（Patman Investigation）与《1969年税法》
1961年在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帕特曼（Wright Patman）的发起下，开始对免税非营利组织进行又一轮调查。
事实上，早在1950年，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曾提出，凡基金会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与其关系密切的企业者，不应享受免税待遇，但是国会未予受理。帕特曼锲而不舍地收集证据，证明许多享受免税的机构滥用权力，如投资利润免税；以优惠利率给捐赠者贷款；以免税的钱购买产业，立即以极为优惠的条件转租给原出售方等等不正当的做法。一些著名的企业曾把它们的旧工厂出售给公益机构，这样它们不但可以免交财产税，还可以减去一部分所得税。更有甚者，有的公司把整个企业卖给公益机构，然后以受委托方式继续经营，同时享受完全免税。还有一种做法是，捐赠人把一笔投资转给一家基金会，这样就免交财产税，基金会接受时可免交“礼品税”，再将这笔投资出售，又免交财产税，然后将所得款项以象征性的利率贷给原捐赠人，或者用于购买捐赠人希望控制的企业的股份，这样交易就做成了。③
到1969年，在60年代激进思潮的背景下，社会批判的矛头再次指向富豪。同时，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使政府对社会福利承担的义务达到最高点，基金会的作用相形见绌。帕特曼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对基金会的指责集中在滥用免税的地位进行不正当活动上。这一次可以说是从“左”边的批评。帕特曼指出，“反映人的高尚本能的慈善事业已经逆转成为制度化的故意逃避对国家的财政和道义责任的手段”，而这正是美国国会所给予的免税权所促成的，这种税制的继续“只能使我国一些百万富翁贪得无厌，而不会转向慷慨”，因此有关税法必须改革。④帕特曼是平民主义者，一贯以华尔街和大企业为对手，他主持的小规模调查从1961年已经开始，陆续揭发一些基金会违反财政规则、操纵股市、以迂回的手法逃税等行为。最初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的是一个名叫“美国人依宪法创业”（Americans Building Constitutionally）的组织，其宗旨是“帮助美国人充分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也就是教给人如何钻法律的空子进行免税的基金会，当然是要收可观的佣金的。这次调查的成绩是揭露了此类组织，以及其他一些滥用免税权利的行为，并在税法中增加了一些监督条款。帕特曼还指责财政部对基金会纵容失职。政府也曾想采取进一步限制的措施，但阻力太大，未果。同时，各州法律不同，多数执行很松懈，除非有人告，一般司法方面听之任之，有许多空子可钻。当然帕特曼报告对弊病也有所夸大，对营造不利于基金会的气氛起了一定的作用。
到1968年，在社会激进运动的高潮中，舆论界又掀起一轮对基金会的抨击。在这一背景下，1969年2月，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与国税局一起就基金会和慈善机构举行特别听证会，总的气氛是与基金会敌对的。帕特曼是第一证人。当时需要增加税收的压力很大，主要的批评是指责基金会利用免税地位并未完全用于造福公众。这一次与50年代那一次不同，调查得到舆论大力支持，涉及的基金会面更广，而且越揭越深，许多指责确有根据。主要问题有两方面：一是介入政治，例如借扶贫为名，资助某些政治团体进行竞选；二是巧立名目直接资助政府官员，等于变相贿赂。最大的基金会福特理所当然地成为被关注中心，而且它两方面的行为都有：大力资助黑人民权组织，包括设立帮助黑人参选的专项，据说有些黑人市长就是它扶上去的；同时又由其会长邦迪亲自批准将大笔资金给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幕僚，立项的名义是“从公职到私人生活过渡期的缓冲资金”。以邦迪与肯尼迪兄弟的关系，此举徇私的性质十分明显。在听证会上出面为基金会辩护的正是邦迪本人，他傲慢的态度引起更大的反感。当然有这种行为的不止福特一家，一些名誉本来就不好的小基金会直接给在任的最高法院法官行贿的行为也揭露了出来
，最后该法官只得辞职。这次辩论持续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大。主要压力来自左派，但也有右派的，如以阿拉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