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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信条。为政治运动服务是对的，因此，为德国服务也是对的（因为党和祖国两
者已经等同起来）。“党组织的基础是元首的思想。所有政治领导人都是由元首任
命的并由他负责。他们在所管辖的部门里享有很高威望。”
所有的人对由元首任命的领导人都要绝对的服从，因为元首是绝对正确的。第
一条就已经侵犯那些未成文的人权：“每个领导人都有权在不屈服于任何监督的情
况下，进行检查、管理或者作出决定。”
德国人从上学开始就要牢牢记住“元首原则”。在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里有十五
个德国领导人排列在希特勒的后面。最有名的人物是党务部主任鲁道夫·赫斯，以
后由马丁·鲍曼接替，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海因里希·希姆莱，劳工阵线领
导人罗伯特·莱伊，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巴尔杜·冯·席腊赫和所谓党的思想家阿
尔弗雷德·罗森堡。
一九三三年初，德国被划分为三十二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下设县，每个县下
设镇，镇下面为乡，乡下面为村。行政长官、县长直至村长都是这些单位的领导人，
一般统称为“地方长官”。
直接由元首任命的行政区长官全面负责授予给他的最高权力。他既是“国家政
权的支柱”，同时还兼县长，一般说来，他负责政治领导人、党员和居民的政治学
习和思想教育。镇长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负责几个乡，共约一千五百户住户。
乡长负责四至八个村，是村长的直接顶头上司，他向那些村长传达党的指示并对他
们进行监督。村长是组成党内金字塔的基础，他实际上负责四十至六十户住户，因
为他是同居民直接打交道的唯一的干部，从他那里可以详细地得到他所管辖的地段
内的每个居民的情况。
他必须发现那些不满的人并向他们解释一些引起“误会”的规定和诸如此类的
事情。如果这样做还不够，他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忠告，有时也可采用较为严厉
的教育形式，告诫他们，个人的错误行为会给他自己和集体造成损害。”
十分明显，地方长官熟悉他地段内的居民情况还会带来另外的好处：“他（村
长）可以确定那些散布恶言的人并把他们的情况汇报给支部，以便国家主管部门，
即盖世太保能够掌握情况。最后，盖世太保借助组织得很科学的侦察和密告掌握情
况。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鲍曼规定：“为使党的所有部门以及它们的支部同
秘密警察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我代表元首邀请盖世太保领导人在今后参加党和它
们支部的所有正式大型会议。”
这样盖世太保就能依靠上万个镇长和村长的耳目来窃听和侦察每个德国人的最
细小的活动。
驻纽伦堡的美国起诉人托马斯·Ｊ·多德在纽伦堡作证时说：“他们通晓每个
纳粹支部或每个镇的内部秘密。调整收音机上的波段，不信任的面部表情，神父和
忏悔者之间的不可侵犯的秘密，父子间的那种古老的信任关系，甚至婚姻的神圣性，
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业务范围。了解本身就是他们的业务。”没有任何事能逃过
盖世太保的眼睛。
但是成千上万个志愿间谍仍嫌不够。还要追踪每个人的职业活动，一般人在外
面娱乐消遣时也要受到监视，简而言之，他们的后面总有人尾随着，除非他们能够
从村长——监狱长的眼前溜走。
当然公务人员首先受到监视。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戈林在一份传阅文件
中告诫那些干部要监督国家公务人员的言行，并把那些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通报
上来。他们用这种方法达到一种自我监督的目的，因为每个人都在暗中监视他周围
的人，而自己又被别人监视。为了保证这个密告制度行之有效，戈林威胁性地补充
说，拒绝提供这样的报告将被视为敌视政府的行为！
通过许许多多的小组，例如通过佐尔贝格小组使这件不断进行间谍活动的紧身
衣更加完美。一个名叫奥托·阿贝茨的图画老师就是属于特别挑选出来的这个组织
的一位年轻的领导人。他安排同法国青年协会的委员会进行会面，在会晤过程中，保
安处向他作了有益的指示。一方面这些会见有可能争取法国的志同道合者，其中有
几个人已经被拉进来做情报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把党卫队保安处的间谍偷偷地送到
法国去。
同公务人员一样，每个德国人也都在工作时受到监视。
家家工厂，个个企业都设有纳粹党的支部。罗伯特·莱伊控制社会保险、合作
社、工资等等。他的劳工阵线代替了工会，所有工人和职员都被“包括”在它的里
面并受到严厉监视。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在戈林给盖世太保的一份通告中规定，
要把每一个看来在政治态度上有怀疑的党员、工人或职员上报给劳工阵线的代表。
农民经瓦尔特·达里介绍加入他的农民阵线。一九三五年“德国农业协会”要
求所有对德国食品供应作出贡献的行业联合起来。
搞体育运动的人也团结在领导人冯·恰梅尔·奥斯滕男爵的周围。如果你想闲
聊和旅行一番，那有一个“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组织，它是属于莱伊的工作范围。
电影院和电台完全由德国宣传部所控制。显而易见，报刊被牢牢地控制在戈培尔的
手里；以前的通讯社为国家“德意志通讯社”（简写ＤＮＢ）所替代，德国新闻全
国协会现在也受纳粹领导。此外，每个记者必须加入德国新闻协会，由它监视那些
现在称之为编辑的“文书记录员”。哪个记者敢于含沙射影地表示不满，那他就该
倒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很少登载他的文章，因为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需要得到宣
传部的特殊批准，只要稍许失礼就会被撤职。多亏有了这些措施他们才不必对所有
文章进行检查；只许写宣传部提供给报馆的题材，而且只能按照“语言规则”所规
定的那样写。
“文献院”和作家协会把所有依靠写作生活的人都监视起来。只有该组织的成
员才可以发表文章，而且只有不受到嫌疑的人才能被吸收到这个组织里来。“文献
院”要向宣传部汇报新老作品中出现的有害的东西。图书馆早已被清洗。图书馆的
一个组织能更好地控制思想。
律师、医生、大学生同样被管得牢牢的。一八七三年成立的闻名于世的德国医
生协会已被纳粹医生协会并吞，它“清洗”了犹太人和社会党人的医生，接着清洗
了所有在政治上不合格的人。
德国卫生部成为内政部的一个部门，红十字会受党卫队的控制。享有国际声誉
的科学协会——柏林医学协会也逃脱不掉这种监视；在那里要自由发表一种科学的
观点是不可能的，那儿的思想水平降到这么低的程度，使得学者们都避而不谈学术
见解，不跟那些御用的草包和纳粹宠爱的骗子争长短……
大学引起纳粹的怀疑，因为按照他们的看法，大学教师受到自由主义的毒害。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五分之二的大学教授已被解雇。根据法令于一九四三
年六月六日成立一个研究委员会，它的那个拥有二十一名成员的主席团耍了一次花
招，主席团里面竞没有一位科学家，有的只是鲍曼、希姆莱、凯特尔之类的人；担
任主席这个最高职位的是赫尔曼·戈林。这个研究委员会控制了所有研究所，并在
每个所里安插一个盖世太保的人。这个人可能是教授，助教或者政府官员或者是一
个不知名的大学生——不管怎样，他总得汇报有关研究所成员的思想情况。
纳粹党人依靠其他两个组织可以在边界的对面进行侦察，并把它们的控制系统
扩大到全世界去。这是纳粹党的“国外组织”和“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这
个中转站负责管理所有日耳曼后裔返回祖国的事情。实际上，这些组织是间谍活动
的温床，它们有时单干，有时作为纳粹的有关特殊部门的帮手设法使第五纵队能在
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定居下来。这样，它们就有助于去发现和监视那些认为到了
国外可以太平无事的德国政敌。他们长期受到纳粹的疯狂迫害。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戈林命令盖世太保和边防警察注意那些住在邻国的政
治流亡者和犹太人，以便他们一旦回到德国就把他们逮捕起来，关进集中营。
这些人在那些避难的国家里仍然受到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