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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参观各大学。晚上还联系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共同研讨发展中国的
教育。一年半之后，他回到祖国，对办好大学已经胸有成竹了。
在旧中国要想办教育是非常难的，反动政府不肯出钱。张伯苓就四处募
捐，那些有钱人自己花天酒地，让他们拿出一点钱办学校，可就难了，张伯
苓为此遭受了不少白眼。但他不灰心，他说：
“我虽然有时向人家求助捐款，被其挡驾，有辱脸面，但我不是乞丐，
乃为兴学而做，并不觉难堪。”
经过他的努力，终于筹足了办大学用的经费。1919 年 9 月，经过严格考
试，96 名新生入学了，南开大学宣告诞生。这 96 名新生中，就有后来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
要办好大学，必须要请好教师。张伯苓四处奔走，请来各方面的学者。
他对教师十分关心，尊重他们，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他常常征求教师们的意
见，改进学校工作。
张伯苓为办好学校，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为学校募捐，收到的钱很多，
但他总是分毫不差地交给学校。他在学校只领中学校长的工资，外出为学校
办事，也总想着给学校省钱，住一些便宜的旅馆。这样的旅馆条件差，卫生
也不好，臭虫多，他就自己带一盒灭臭虫的药。
张伯苓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师生的尊重，学校越办越好。学校规模进一
步扩大。1923 年南开女子中学成立。1928 年，南开小学成立。南开学校形成
了大、中、小学的系列。为办南开学校，张伯苓付出了 20 年的心血。
正当张伯苓把南开学校办得十分兴旺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国发动
侵略了。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张伯苓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分痛恨，他编出《东北地理》一书，作为南开中学的学习
教材。“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他在学校组织纪念会，让全校师生吃高
粱米饭，表示不忘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逐渐向华北伸过来。全国人民无比气愤。
1934 年 10 月，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开幕式上，张伯苓作为总裁判
长坐在主席台上，南开大学的 280 名学生坐在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学生们
用紫白两色的布旗组成大字：“毋忘国耻”、“收复失地”，并唱起了悲壮
的爱国歌曲，歌词中有：“众英儿，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南开
学生的歌声，唤起全场观众的爱国精神，观众向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时在主席台上的日本领事，十分恼火，提出抗议。而张伯苓置之不理，
事后还鼓励学生说：
“下次还这样干！”
日本侵略者对南开学校十分仇恨，经常派人去学校捣乱。“七七”事变
时，日本侵略军进攻天津，用炮火猛轰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处，几百名日军又
用汽油把学校烧成灰烬。
张伯苓当时正在南京，听到学校被烧的消息，异常愤怒。想到自己用几
十年心血办起的学校，化为了灰烬，万分悲痛。但他没有屈服，他说：
“……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的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抗日战争期间，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
云南昆明办学。张伯苓在重庆又办起了重庆南开中学。
他在重庆的沙坪坝 800 亩荒地上，修建了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
教职工住宅等，校园里种上了腊梅、栀子花和青翠的柏树，简直成为一座大
花园了。看到这情景，有人说：
“张校长是一位魔术师。”
张伯苓听了微微一笑，说：
“不是魔术师，我是一个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了，我随手又起来了。”
1940 年，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南开中学遭到很大破坏，张伯苓毫
不气馁，敌人飞机刚离去，他立即派人修整，使学校很快恢复正常秩序。
有人问：“日本飞机再来轰炸怎么办？”
他回答：“再炸再修！”
他就住在重庆这所南开中学里，很多南开毕业的学生常去那里聚会，一
些爱国者也常到那里去讲学，周恩来当时就被邀请到学校作抗战形势报告。
张校长亲自陪周恩来走进会场，向同学介绍说：
“周校友奔走国事，卓著勋劳，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已是 70 多岁的老人，他回到天津，经常到南开学
校走走。他十分热爱自己呕心沥血办起的学校。
1951 年 2 月，张伯苓突然患脑栓塞，与世长辞了。
周恩来总理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天津吊唁，并由周总理领衔组成治
丧委员会。周总理送了花圈，白色缎带上写着：
“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参加葬礼的有上千人，大家沉痛悼念这位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南开
学校的奠基人。
革命教育家徐特立的故事
徐特立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他的一生，为人民教育和无产阶级革
命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1947 年 1 月 10 日，徐特立 70 寿辰，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特意发表了贺信，信中颂扬了徐老的许多崇高品德，并且写
道：“你对自已是学而不厌，你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
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学而不厌 讲究方法
徐特立出生在 1877 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
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 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
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
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
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 岁的时候，他准备
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 80 里路，跑到长沙城里，
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
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
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
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
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
“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
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
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
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
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
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
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 540 字，他每天只读两个，
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
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
偏要星期六同时学 6 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
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
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
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
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
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
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
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
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
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
要做详细分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