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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湖”上去。当时的有关人士，也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没有对顾顺章的个人生活加以干涉——他太能干、太有用。
杨之华的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结束：“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像他一类的工人成分——流氓无产阶级成分占有相当的地位。”
杨之华在1938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做出这种反思，应该说是用心良苦的。如果说，对“工人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的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那对“农民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农民干部”的教育，就更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了，因为后者比前者多得多。但杨之华的担忧和提醒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此后的各个时期，都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极其重大的事情来抓：都反复强调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灵魂是干净的、道德是高尚的，因而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向身边的工人农民看齐，就是让自己全身心地工农化。
铁杆“托派”王凡西则从一个“托派”的角度对顾顺章事件进行了“反思”：“顾顺章……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这番话足以启发我们对流氓与革命这一问题的思考。
其实，对于顾顺章事件，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反思：本质上是流氓的顾顺章，如果没有被捕并且在1949年后成为元勋、功臣，掌大权、居高位，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