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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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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这也是兰克历史主义方法的重要特征。陈寅恪受兰克影响,十分重视史料,重视考证、纠谬、校勘、补遗、互证,而且一丝不苟。正如杨步伟、赵元任先生所回忆的那样:“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而“在史中求史识,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也正是陈寅恪治史的目的,以通识的眼光洞见过去,把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阶段,使陈寅恪的国史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① 
  此次在德留学,本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国内时局动荡,官费常常停寄。再加上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自1919年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也到法国巴黎留学,家中无力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所以陈寅恪在德国的留学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陈寅恪的幼女陈美延曾追记道:“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由于德国人不喜欢食猪内脏,所以猪内脏特别便宜。据杨步伟、赵元任回忆,陈寅恪是苦学生,上饭馆吃饭,为了省钱,每次总是要最便宜的炒腰花。还有一次,他和俞大维请赵元任夫妇看歌剧,把他们夫妇两人送到剧院门口就要走,陈寅恪解释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 
  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陈寅恪也丝毫没有改变爱书藏书的性格。1923年初,他从一家中国报纸上读到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的消息,马上给国内的妹妹写信,在信中道出了购书的良苦用心和久在国外不归的原因。信中说:“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经(——原文无‘经’字)》,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得不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书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甚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①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陈寅恪买书完全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他要以中外各种文字为工具,来研究历史。 
  据赵元任夫妇回忆,当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只有孟真(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陈寅恪在国外留学多年,始终踏踏实实研究学问,志在求得真才实学,不要任何学位,因而受到留学生们的敬重。1923年2月毛子水到柏林,傅斯年就告诉他:“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毛子水同陈寅恪相识后,有一次去陈寅恪的住处,看见他正伏案读卡鲁扎(Kaluza)的古英语文法。当时德国已有较好的书,而他却还费工夫读这样一部老书,这令毛子水十分不解。陈寅恪却半开玩笑地解释说:“正因为它老的缘故,所以才读它。”事后,毛子水体会到这并不是一句戏言,“无论哪一种学问,都有几部好的老书。在许多地方后来的人自然有说得更好的,但有许多地方,老书因为出自大家手笔,虽然过了好多年,想法和说法,都有可以发人深思处”。陈寅恪读书不走捷径,甘坐冷板凳,广泛阅览世人少读和不读之书,从中发现其价值,可见陈寅恪的扎实学风。 
  陈寅恪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得读书种子”,此话绝非虚言,其用功之勤,学问之深,单从他在这一时期所作的读书笔记就可略见一斑。笔记共达64本之多,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藏文十三本,有他抄录的藏文佛典、碑文以及藏文字母、单字、语法等。如《阿弥陀经》、《妙法莲花经》、《长庆唐藩会盟碑文》、《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文》、《吐米三十颂要义略述》等。 
  蒙文六本,其中有蒙文字母表、元音表、复合元音表、辅音、数词、名词的格、前置词、副词前置词、蒙德词汇以及语法、词典、文选、文学等书目。 
  突厥、回鹘文十四本,其中有两种文字的字母、词汇、语法、碑文、文章,以及听路德施教授讲课的课程表等。 
  吐火罗文一本,抄有摩尼教79种书目、五种造纸历史书目,《弥勒会见记》以及内容涉及古代天文、亚述天文表、丝绸之路的书目多种。 
  西夏文两本,题名西夏《法华》,抄有西夏文四字句等。 
  满文一本,抄有满文和一些书目。 
  朝鲜文一本,抄有当时的同学、后来的朝鲜著名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李克鲁在柏林的地址;朝鲜文语法名词、语法分析表和会话等。 
  中亚、新疆二本,一本封面用德文题“吐鲁番出土文物”,抄有《优婆离经》,东方摩揭陀语、医药、占星学、语法等书目多种,中亚书目170种,西藏书目200多种。 
  佉卢文两本,抄有佉卢文和婆罗谜文分布情况,音变规律、和阗佉卢文断简等。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其中抄有梵文拉丁字母转写的《一切有部律》经文、巴利文词汇、耆那碑文等。 
  摩尼教一本,抄有摩尼教经文词汇等。 
  印地文两本。内容为书目、印地文词汇和语法。 
  俄文、伊朗文一本,抄有古代波斯文、中世纪波斯文、巴利维文和俄文字母、单词、语法等。 
  希伯来文一本,抄有希伯来字母和词汇,有德文注解。 
  东土耳其文一本。 
  《法华经》、《天台梵本》各一本,各抄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妙法莲花经》第一卷,用拉丁文抄录的《天台梵本》,以及藏文字母和西夏文词汇。 
  《金瓶梅》摘要一本,抄有西门庆与应伯爵对话,以及两人在玉皇庙结拜等内容。 
  季羡林教授断言:“这些笔记本,虽然看起来数目已经很多了,但肯定还不是全部,一定还佚失了一些。”不过就从陈寅恪先生所保留下来的这部分笔记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治学范围之广、治学功夫之深。与他同在德国 
  留学的罗家伦说:“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谓其师“博学多能,泛滥无涯”,确实无愧于“读书种子”这一称号。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多年,未曾猎取任何学位,完全是为了获得真知而读书。正如萧公权所说:“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陈寅恪先生就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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