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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术机构，培养造就一代国学门的通才硕儒，精研深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西文化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达到融通与创新。清华《研究院章程》中也阐明此一义旨：“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研究院的教学采取导师制，“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据当时研究院的学生蓝文徵回忆：“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古之“从师受业，谓之从游”，此“游于圣人之门”式的师生之谊，同乐之境，让后辈学子顿生无限倾慕之情。可惜此情此景已成遥远的绝响。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组织也很别致，是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与大学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教学目的是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专才，学科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音乐以及东方语言。其课程的设置也别具特色，分“讲演”和“专题研究”二种。“讲演”为研究院学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四种，由教授拟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至两次。“专题研究”则是在各教授所指定的学科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学力为本年内的研究课题，所设的学科达到23类。招生对象不限于大学毕业生，凡有经、史、小学根底者都可应考。但这些繁多且深入的学科，使得报名的学生中大多是已有专著的较为成熟的青年学者。尽管如此，研究院的入学考试还是相当难的，共分为普通国学、作文和正式选考的六门课，内容非常复杂。
虽然是振兴国学，但研究院的风格则兼取中西之长，全院的中枢是导师，这显然仿效牛津和剑桥的成规。但开课时校长介绍导师，学生必须行拜师礼，又似古时书院的遗风。导师指导学生读书，写论文。学生选定某一位导师后，即以“专业请业”，但也可以请多位导师同时指导。论文完成后，导师核定，一年就可毕业，但也可能延长到二年至三年，甚至四年。毕业证书由清华校长及全体导师签名盖章，这是民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教师职称中，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导师。它的含义大概有下列几条：第一，他们的职责主要不是“教”，而是“导”；第二，他们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于学生，助教、教员、专任讲师以至教授，都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如朱自清、吴宓就经常去听陈寅恪的课）；第三，他们的物质待遇一般都高于一般教授，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如陈寅恪工薪最高时达大洋五百元，王国维、赵元任可得两套教授住宅，等等。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的清华掌门人梅贻琦先生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拥有一批高质、稳定的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所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委托有关人士自国内外网罗寻求国学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来研究院担任教职，专门聘为导师。
由于清华校方的开明、诚恳、远见卓识及对知识、学人的尊重和学者们之间的共同追求与彼此理解、合作，同时依靠其丰厚的物质基础，在短时间内众望所归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四大导师（后黄节、傅增湘、溥桐及外籍音乐教师古普克也曾称导师），专任教师考古学家李济（后增加林宰平、马衡）及助教赵万里、浦江清（后又增加了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余永梁）等一时之选的众多才俊齐聚美仑美奂的水木清华，形成声名远播、蔚为壮观之景，昭示着清华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的来临，为其今后的发展，为造就一代薪火相传的硕学通儒奠定了基础。聘请四大导师来清华任教，其间发生的诸多颇可玩味深吟的掌故、趣闻，思来仍令今辈学人唏嘘慨叹。
第一位到校的导师是王国维（1877…1927）。王国维应聘前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已有突出成绩。1923年后，转治西北地理和蒙古史，也颇受好评。胡适曾奔走推荐王国维任导师，起初王国维并不愿意就任。后胡适又多次往来京津相劝，并请得清废帝溥仪的“圣旨”，王国维才同意去职就聘。当时国学院学生蓝文徵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中曾这样记述了邀请王国维为导师及研究院初创时的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此外；《吴宓自编年谱》中，还有一段足可显露当时学人风采和国学大师性格的记载，1925年2月23日；“宓持清华曹云祥和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看来如不是胡、曹二人至诚厚意，吴宓执以中国传统学人之礼，于王府堂前行三鞠大躬，王很可能如拒绝北京大学的迎聘那样，能否“乃决就聘”，尚未可知。王国维担任课程的范围，包括“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指导研究生的范围则包括上古史和经学等。
第二位到校的导师是梁启超（1873…1929）。礼聘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较为顺利。梁启超在应研究院之聘前，与清华关系已久。1914年冬，刚刚建校3年的清华，便邀请当时社会声望如日中天、任司法部长的梁启超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这对清华的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已于11月30日来清华，“假馆著书”约10个月，取名所居的西工字厅为“还读轩”。自1920年12月2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1922年2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1925年2月22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启超的寓所请为国学院导师时，梁启超欣然就聘。其讲授和指导的课程有“中华文化史”、“儒学哲学”、“历史研究法”等。
第三位到校的导师是赵元任（1892…1982）。赵元任于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名列第二。在美国留学期间，先后毕业于康奈尔和哈佛大学，主修数理和音乐，得哈佛物理博士（1918）。两年后回国，最初在清华教数学。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赵元任担任翻译。他常将罗素的讲稿译成不同的方言，正确而流利，因而引发他对语言学的兴趣，从此致力于此。1921年秋赴美，到哈佛大学教中国语文，同时研究音韵和乐理。1924年离开哈佛到欧洲旅行研究，在瑞典时与汉学家高本汉论学，并商谈翻译高氏名著——《中国语音学研究》。1925年回清华任教，接受研究院应聘，主要讲授“语音学”、“苏州方言调查”等。
最后到校的导师便是陈寅恪，也是最费周折的。国学研究院开办时，陈寅恪尚以翩翩36岁佳公子独身之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