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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聪颖，进步很快。随着年龄的增长，腾远的梦想变得渐渐清晰：中举中进士，重振家风。义门陈氏的家训总还或多或少的潜伏在他后世子孙的血液中。不错，即便是封建社会里大家都在渴望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仕进梦想，考虑到义门陈氏曾有的科举辉煌，我们还是必须强调，读书仕进在陈家有着久远的传统，这对腾远来说，只是一个久违的期望。历史地来看，科场获胜、加官进爵，在他们大约还算不上海市蜃楼的狂想。
然而，对于年轻的腾远来说，科举仕进的期望终究成了梦想。
文光很突然地辞世而去。生计成了最大的问题。
生齿日繁、土地有限的缘故，上杭老家那儿几年来越生越穷，生活日渐困难。
当时，江西义宁州的知州正为了连年匪患造成的人口稀少田园荒芜到处贴告示招人去当地定居种地。陆陆续续，上杭有不少人都去了那里，而且回老家探亲时好像还都混得可以，腾远也就动了心。稍作准备以后，他把家里的破屋和瘦地交待给哥哥和弟弟，带着母亲踏上了播迁他乡的长途。时年20岁。虽然在古代，20已经到了成人的岁数，可想想毕竟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同行的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姓何，一个姓邱。一路上，他们相互照顾、相互鼓励，不久便到了吴城。素有“江西四大名镇”之誉的吴城是个繁华富庶的去处，所谓“装不完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绝不是小孩编出的故事。可腾远一行显然对吴城的熙攘不感兴趣，毕竟这不是旅行，义宁才是他们期待着的陌生热土。从吴城坐船沿七百里修河逆流而上，没多久，他们就进入了幕阜山的深处。
当时的义宁州，辖下共8个乡，73都85图。初到义宁的腾远他们落脚在安乡十三都护仙源。就是在这里，陈腾远和同来的两位老乡开始了艰难的拓荒创业。
了无依靠，白手起家，要在一个新天地里打拼出立足之地谈何容易。过去的友谊和严峻的现实，让他们深深懂得大家应该情同手足、团结互助，把力气都往一处使，这样才能够立足，才能从几粒漂泊的种子成长为当地的竹子。于是，三人结拜为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密无间，提携互助，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结棚晒身，种蓝为业”，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过起了日子。直到30多年后，三兄弟才像普通人家一样分成数户居住。分家时还立有“分关”，就是分家的契约，据说，直到解放前，一户何姓人家还保存有他们家族的那份“分关”。
尽管为了开发义宁，主政的知府在招募客家人前来时，宣扬他所辖下的那方天地什么山清水秀，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适于耕种，而且租税很低，同时还垫给耕牛和种子，可生活不光是种地，当远道而来的客家人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逐步解决温饱问题，准备让自己的生活更惬意更充实一些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要想真地在他乡立足，特别是群体性地立住，绝对不那么容易。从户籍问题到科考的权利，乃至是嫁娶的问题，都成了他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先说婚俗。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清水秀的义宁虽然有些地广人稀，但它并不是毫无人气，当地还有不少的土著，其中的女子一般都很漂亮，就像陕西流传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在江西流传着“景德镇的陶瓷修水的姑娘”之类的评价性言辞。安定下来以后，陈腾远一度就曾想过要讨房当地的姑娘当媳妇，平心而论，对于已经在当地安家了的他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了，整日在地里辛苦的青年们没有几个不渴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可就在腾远害羞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一位先来的上杭老乡的时候，他的希望也就在同一时刻破灭了。有着多年当地生活经历的老乡大概很严厉地批评了腾远这个并不过头但却不切实际的“狂”想。实际情况是，由于语言不通，土著人听不懂客家话，因而交流困难，谁想将来生活在一块还得天天支棱着耳朵搞破译啊；风俗不同，土著女子缠金莲而客家女子放大脚，所以保守的土著们根本也不想娶客家的女娃作媳妇；以及宗族势力强调门当户对等等，所以，土客民之间根本就不通婚，客家人想娶当地女子确实有什么东西吃什么肉的嫌疑。后来，希望破灭的陈腾远就娶了由上杭迁来的一何家女子为妻。
再说户籍。娶妻生子本来是件大好事，可对义宁的客家人来说，这就又出现了一个不得不解决的户籍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在困扰着从外地迁居来义宁的人们。刚到的时候，陈腾远他们就到处打听着“入籍”，然而，打听来的结果却非常地让人憋气。规定是须得有田产、坟墓、房屋、纳税完粮，还得造丁粮图册，按册清查，而后还要检验买卖契约，进行田粮过户登记，写下保结，最后到州府备案，而后造册呈报省府批准。一句话，麻烦的很。虽然，入籍的条件有些苛刻，但客家人心里也清楚，不入籍，子女们就不能参加科举，不参加科举，那后世子孙就很难有出头之日。于是客家人在奋力垦荒、建设家园的同时，开始集体性地为入籍问题进行种种的斗争和努力。本来按照清朝的规定，在一个地方居住20年以上，有了产业，有了坟茔，有了亲戚的外来人口就可以申请加入当地户籍，可到康熙末年陆续迁来义宁的客家人都快住了40年了，因为当地人的阻挠，他们的入籍问题还没有解决。
雍正元年（1723），当地黄、刘、谢、张、余等五姓客家住户代表联名具文要求入籍。等待几十年的客家人，这一年终于等到了一位好知州刘世豪。按照规定，刘一面要求客家人准备好应该具呈和备检的东西，一面向上一级的南昌府汇报，准备设“广福乡”安插客户，计划得很好。但变化来得更快，本地乡绅、生童的反对不说，还发生了叛乱，实在是乱上加乱。就这样，原先的规划无可奈何地暂时搁置了起来。让客家人欣喜的好日子又一次蜕变成苦苦的等待。唯一幸运的就是，到最后，好日子终究还是来了，主政第二年的雍正皇帝亲自过问了客家人的事，还亲自批准要求火速办理。就这样刘世豪顶住当地土著围攻州衙又破坏州考的种种劣行，给客家人造册入籍上报朝廷。经上面核准，刘世豪为客家人另立了“怀远都”。在义宁辛勤劳作几十年以后，背井离乡的客家人，终于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新“故地”。后来，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科考试卷上填写的就是“怀远都人”。
同户籍问题相关甚密，也是客家人最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科举。前几年有人论证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强调科举制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可以说，这基本上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创见。科举制，在一个比较公平的机制下，为皇帝治下的各色人等提供了一个跻身统治阶层的捷径，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仅只是虚无缥缈的传言，相当程度上，这句话非常恰当而深刻地表现了科举制度所以吸引士人，所以能够帮助封建社会长期衍存的真实缘由。客家人要求入籍，要求享有平等的科举考试的权利，其实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然而，由于当时科举实行配额的方法，上面没有因客家人的入籍而增加相应的名额，而一旦客家人加入考试队伍又势必减少当代土著考取的机率，于是原住户就想法设法地阻止客家人参加考试。客家人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得到相应的科考机会，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常常结队到府、司、院告状。有一残本的义宁客家的《谭姓宗谱》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非常感人，同时也非常真切地再现了当年客家人为了让子孙们得到平等的科考机会所进行的执著斗争和努力。
说是，当时有一条义宁州通往南昌和京城的必经之路，在地处县境东南的茅竹山。当地土著怕客家人去告状就在茅竹山的险要处设下了关卡，许多上告的客家人都给挡了回来。在许多客家考生又一次商量对策的时候，大家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一位叫谭承绪的考生把身上涂满猪血躺进棺材装死，而后大家伙披麻带孝地扮成出殡的队伍，边放鞭炮，边撒纸钱，边哭哭啼啼的往前赶。就这样，他们骗过关卡，而后脱掉丧服直奔京城，设法入金銮殿告状。当皇帝出于试探真假的目的要求穿上烧红的铁靴子说话的时候，谭承绪毫不犹豫地上前就穿，客家人积蓄多年的委屈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