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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府内修业，必当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做人要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人格，不能随波逐流。“不要学一般的时髦人，必要自己有所成就，做人必须做一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书必须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书”。他们经常劝学生立大志，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将来造福于人群。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是品学兼优，既有学识，又有高尚品德。从教育的角度看，一个学校有什么样的学风，对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梁启超鼓励学生努力“创造一个新学风”。他希望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学风呢？他说：“孔子说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号召学生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好学”、“力行”、“知耻”三者并行的新学风。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是根据梁启超的一次讲演拟定的。他在那次讲演中，以《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他所倡导的“好学”“力行”“知耻”新学风，就是为改变中华落后状况，为雪外强侵辱之耻，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学风。古人云：“有言无行，君子耻之”。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卑视只说不练、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短短四年里，“好学、力行、知耻”的学风已见形成。
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向学生进行“治学和做人”的言传身教。每到暑假，各位导师多约其弟子同游北海、万寿山等处。届时，师生亲密无间，畅所欲言。有时邀请名人同游并作学术讲演，有时由导师自己讲演其新近的研究心得或对学生的殷望。1927年6月，梁启超率其弟子作北海之游，发表了勉励诸生在学业和道德修养上力争上游的讲演。他最后说：“归纳起来，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我希望在坐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去呀！”所谓“不逐时流的新人”，就是具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表里一致，不随波逐流、见风驶舵的人。在那“紧跟”的年代，公开声明反对“批孔”，而遭到残酷迫害的三位学者吴宓、梁漱溟、容庚，前两位都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这种气质，正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今天仍亟待重建。
学生尊敬导师，虚心接受导师的教海，但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却知无不言地进行讨论。“独立自由之意志”，是他们共同的理念。这也正是他们之间和谐关系所由生，以及在学业上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内在原因。
清华国学研究院，避开当时盲目学习西方的狂热，积极延聘国学名师，坚持学术与政治分离，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导师的专长和主动精神。在教学上，采用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办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课堂讲授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教师根据学生的“志向、兴趣，及学力所近”因材施教，重视治学方法和研究方向的指导。他们的教学实践，20年代在我国教育界大放异彩，培育了一批富有开创精神的国学人才，为继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关于教导学生立大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创造“好学、力行、知耻”新学风的教学做法和指导方向，在今天仍不失为一种良举和卓识。
二、风义生平师友间（1）
“风义生平师友间”，这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一句。在现代中国学界，王国维与陈寅恪是两位著名的史学家、考证学家。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因而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尽管他们两人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政治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学术渊源以及治学方法比较接近，彼此情趣也颇相投，因而结成了“风义生平师友间”的忘年之交，成为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
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深受清代乾嘉学风的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子培）的影响更大。沈子培专精音韵训诂，又深通梵文，精研我国西北史地与元蒙史，平生著述不下几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过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从此他们过从甚密，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一书，直接受沈氏的启迪而作。王国维晚年从事元蒙史、西北史地、边疆之学的研究，都直接受沈氏的影响。王国维对沈曾植非常敬仰。1922年沈氏病逝时，王国维写的挽联中称沈是“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世界先觉”，并悲痛陈辞：“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与沈曾植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沈曾植自退官后，避地海滨，时与散原老人相唱酬。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曾植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与沈曾植的影响，不无关系。这在前面已有过交待。
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时结识伯希和，是由于王国维写信介绍推荐的。当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虽然没有见过陈寅恪，但称陈寅恪是“最伟大的中国学者”。戴氏在悼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陈寅恪在巴黎时很可能听说过伯希和的各门课程。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也说，陈寅恪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德国缪勒的影响很深。可见，陈寅恪的学术深受西方汉学的影响（其后来学术与伯氏的关系前文已有专门分析），这固然与他青年时代游学日本欧美十几年有关，但也包含有王国维推介、介绍和影响的因素。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导师。陈寅恪因为侍父疾请假一年，于1926年秋才到清华园任教。从此与王国维共事于清华国学院。到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陈、王两人共事不到一年，但由于学识、思想感情及治学态度的契合，使得他们成了真正“相知”的朋友。一方面，他们经常往来，探讨学问，聊说掌故，另一方面，他们在工作中又密切配合。就是这段短暂的时间，是他们的友谊凝聚、升华极为重要的时期。所以在王国维遗体入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只是行三鞠躬礼，惟有陈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一些学生见此情景也跟着行跪拜礼。
陈寅恪住在清华园的工字厅，王国维住在清华园西院，由于学识、志趣十分契合，王国维常常来工字厅与陈寅恪叙谈旧事。陈寅恪讲授“佛经翻译文学”时，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尚书》、《仪礼》、《说文》等课程。在工作方面，研究院购买外文书籍及佛道典籍，由陈寅恪审定；采购中文书籍，由王国维审定。工作之余，他们更是经常互相往还，在他们的书斋、客厅，或者于晨风熹微之际，或者在荷塘月色之中，商量教学规划，探讨学问人生。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像流水竹云一样自然、融洽。后来陈寅恪在《王观堂挽词》中说“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指的就是这段友谊。
陈寅恪对王国维是十分敬仰的，在《王观堂挽词》中说：“鲁连黄鹤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这里说的是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时，胡适（安徽绩溪人）推荐王国维主持其事。陈寅恪称王国维为“神州大儒”，称他的学问为“绝业”。胡适推荐王国维，自然使清华研究院的“绝业”得以继承和发扬。王国维逝世后，其学生赵万里辑录他的著作，编成《王静安先生遗书》，由陈寅恪作序，序文中说：“寅恪虽不足以知先生之学，亦尝读先生之书”，其学问“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其学问博大精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际之可寻”。对王国维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有一次，陈寅恪对研究院同学说，我送给你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因为导师中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而王国维是宣统帝的师傅。结果引得哄堂大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思想最了解。因而，他们是相互信任的。王国维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认为“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