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40年，欧洲战争局势紧张，滇越交通中断，飞机票价高昂，陈寅恪难以赴英，同时也无法返昆。唐筼身体抱恙不能远行，陈寅恪几陷于进退维谷之境。经济拮据，不能自给。时任中英文化协会领导人的杭立武及时与香港大学联系，加上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的力荐，陈寅恪得以谋职港大，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这解决了全家在港的生计问题，使全家能暂时在香港居住，同时也利于陈寅恪学术研究的继续，于是他向西南联大请假一年，暂时留在香港讲授。
当时陈家住在九龙城的太子道，离着位于市区的香港大学较远，陈寅恪到港大上课需要车船倒换，来往上课，极其不易，当时他们一家在港的生活也是很艰难的。陈流求记录道：
值欧洲战起，地中海不能通航，父亲只有暂在香港大学任课，为客座教授。那时我们住在太子道，离九龙城不远，乘公共汽车到轮渡，渡海后再转电车到港大，单程需近两小时，条件是很艰苦的。
1941年春天，陈寅恪曾经由港飞往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有诗《辛巳春由港飞渝用前韵》：
海鹤飞寻隔岁游，又披烟雾认神州。
江干柳色青仍好，梦里蓬瀛浅水流。
草长东南迷故国，云浮西北接高楼。
人间春尽头堪白，未到春归已白头。①
这首诗似是在飞机上即兴依前韵所作。吴宓按：“此诗乃寅恪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存仁医院病床口授宓者。三四句末对未工，抄写恐有误。又按，寅恪两次飞渝，皆为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此诗一九四一年作。第六句似指某大国也。］”②出席会议后，陈寅恪飞回香港，继续在港大任职。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陈寅恪深为悼念，为其作挽词，许地山的追悼会在9月21日举行，陈君葆说“挽联中以陈寅恪的一对为最亲切有味，可谓情文兼至”，挽联的内容如下：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陈寅恪曾经对别人提到，他当年研究佛道之学的时候，对于道教他只是取来作为史学研究的补充材料，对于佛教往往只是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间的异同。至于其中的微言大义，都没有发掘出来。后来，是通过读了许地山先生所写的佛道两教史的论文，文章中对于教义本体有精深的评述，这令陈寅恪深受启发和为之佩服，同时也有为以前研究方法的惭愧之意。③
之后，陈寅恪继为中文系主任。在港大任教的时候，陈寅恪曾作公开学术演讲，曾经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虽然仅仅一首诗，他竟然绵延讲了两个月，每讲一点内容，往往旁征博引，深刻剖析，足可见他的博大精深处。此外，在香港大学还有过一次用英文作学术性的公开讲演，讲题是《武则天与佛教》。
是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又起，社会秩序混乱，交通阻塞。日本人占领香港，学校停课，先生离开香港大学闲居半年。他一家生活十分艰难，将衣物换食物，生活物资极端缺乏。香港之战初起，重庆曾经派飞机到港抢救要人，但要人如许崇智、陈济棠以下都未接出，只接出一大家族，“箱笼累累，还有好些条狗。”消息传到昆明，几千学生大游行，口号是打倒孔某。陈寅恪一家自然是挤不上飞机，困居在港。①日寇入港曾经觊觎陈寅恪所居之楼房，勒令他们搬迁，陈寅恪以日语斥之，避免了一次祸端。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对他还算客气。军部行文香港占领军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出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唐筼硬是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他们甚至用官职利诱，面对这一切陈寅恪宠辱不惊，拒不接受，生活虽然艰难，但宁可以典当衣物来过活。陈隆恪也曾听闻，“日寇馈米二袋，拒不受”，并寄“正气狂吞贼”之句以慰勉乃弟。陈氏一家宁可挨饿而坚持气节，与散原老人为保持民族精神绝食而死，同样难能可贵。他们的高风亮节，令人钦佩，永留青史。
香港沦陷后，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予以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出任广西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表示自己的无奈和愤慨。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发表了不少著述。
1941年，陈寅恪在香港完成《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后来印行时改名字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原稿序末署“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书稿成时，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陈寅恪携稿子到桂林，钞改后交商务印行。钞改后的手写稿，本名《唐代政治史略稿》，写成后寄往上海。这些存下的稿子，是陈寅恪居港时候最完整的墨笔直行手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从民族升降，党派关系，外族盛衰及外患与内政关系三处落笔，深入剖析了一代政治，建立了以氏族门阀兴衰为背景，认识魏晋南北朝史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创新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学者，对日后这方面的研究起了引航灯的作用。比如关陇集团问题，大概是近现代史学界争论最久，卷入知名学者最多的问题之一，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进一步提出唐朝的南朝化，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等名作，都是陈寅恪学术领域的不同程度地延伸。
杨遇夫（树达）先生1942年赠陈先生诗云，“朋交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①陈寅恪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并在中国比较语言学研究各个方面都深有造诣。他致力于汉、中古和六朝的历史，而他的著述表面上以微不足道的枝节为基础，但成果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堪称学术界真正的贡献。他在西方比较语言学方面受过的训练是一流的。他曾经学过梵文、藏文及蒙古文，尤其精于藏文。他不但能够同时使用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的方法和文献，并且善于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利用。由于历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要结出最好的硕果，必须具备深厚的知识和批判的态度。在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真正的进展，是透过运用批判性的方法达致的，唯应用范围一般仍十分狭窄。近来，研究领域已有所扩展，但方法一般仍欠严密。欧洲正统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只是在最近的历史著述中才开始感觉得到。陈寅恪能够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实的真正意义，利用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论证意义极为重大的事件。以前的中国历史学家，要么就是对细微的事实感兴趣，故他们的成绩不免支离破碎；要么就是对通史有兴趣，因此过于理论化和太具想像力。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民族问题，唐代的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的关系问题，隋唐制度之渊源等问题的研究，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严谨精邃，自成一家。因此，从治学方法论的层面来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补充。陈寅恪虽然未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但他并不缺少历史主义的史识和朴素的辩证观点。他治史视野开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因小见大，长于在别人不注意处发现问题，找出内在联系，揭示出带有规律性的重大历史现象，言人之所未言。
陈寅恪治史以中古史为先，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由是可以看出，陈寅恪治史以中古史为易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