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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捕荚敢饨咏！�
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恪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
也许不好说陈寅恪和唐筼的结合是自由恋爱，但也决非父母包办。笼统地讲，陈先生的婚姻就是我们常常为之感动的某种传统：先结婚，再相爱，然后相濡以沫，风雨同舟。陈寅恪先生绝对是学品和人品相一致的人。对于婚姻和家庭，陈先生更看重的是责任，这个责任也包含着，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家族对这个国家的深厚感情。无论是陈先生的婚姻，还是他的学术，都值得后人好好尊敬。唐筼，这位饱读诗书的名门闺秀，对丈夫的学术思路，自然了如指掌，且不说她的毛笔字连公公大诗人陈散原老人也爱不释手，就算是诗歌的唱和，典籍的检点，她也是陈寅恪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陈的许多诗篇都是她一笔一划地笔录下来的，因此，不轻易许人的丈夫，也有“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之句相赠。以“可封侯”来表其功，可见唐在陈心中地位之高。而唐筼既为自己能拥有这样的丈夫而感到自豪，也为自己能助其一臂之力而感到欣慰，所以她也有“斋中脂墨助高才”的“自许”①。当然，奉献的背后是巨大的牺牲，为了成就丈夫的学术成就，或保持其心态的平稳，唐筼以多疾之躯，默默地承受着无数的压力，而她都默然承之，且静若秋水。
对于爱情，陈寅恪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把爱情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这样的爱情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发现。第二个层次的爱情是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忠贞不渝，矢志不变。例如贾宝玉与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贞女等。第三个层次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而第四个层次，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也最为推崇给常人的，即终身为夫妇而终身无外遇者，但这种状况下是否夫妇一直有着真正的爱情呢？最后，还有一个层次，不过这其实已经不是爱情，只是贪图欲望的满足而已，已不足论也不必论。有鉴于此，陈寅恪对如何选择婚姻爱情有自己的立场，他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事业，而一心只求得一美丽妻子，是很愚蠢的。而当时在美国的许多留学生就是如此，令人遗憾。
虽然前面简单提到过，但出于叙述的需要，我们还是再来品读一下陈寅恪的婚姻吧。
1927年的秋天对陈寅恪而言过得非常不平静，这一年陈寅恪已经37岁，但仍旧孑然一身。他曾经对吴宓说过：“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缪。”而他的择偶标准则是“对于女子，喜身瘦而面长之Intellectual type”。秋天已经很深很浓了，陈寅恪的清华同事郝更生与高仰乔恋爱，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听说高小姐尚有一义姐待字闺中，非常热情，努力促成陈寅恪与其见面。陈寅恪晚年回忆，说道：“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陈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后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这位女教师就是清朝台湾抗日巡抚唐景崧的嫡亲孙女唐筼，字晓莹。自此，二人时常往来，情愫日增，几番风雨，两只“旧时王谢堂前燕”于1928年8月在清华燕园开始了携手人生的序曲。这一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当年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正是这“燕都初见日”唐筼“恰排小酌待君来”，使这对患难夫妻的生活序曲充满浪漫情调。这姻缘，似乎冥冥中早就注定了的。陈寅恪的自述云：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返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乃请稍缓。1927年消逝得略带慌乱，在他个人的人生历程里是名扬国学研究院的开始，也是感情的开始。就陈寅恪编年而言，是他十一年清华讲学流金岁月的第二年，那一年他永远不会料到自己晚年竟然膑足盲目，更不能想到逝世前会为唐筼提前吟出这样一副催人泪下的联语：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是后话。
自1928年与陈寅恪结婚以来，唐筼便在家中默默地操持家务，让丈夫专心搭架巍峨的学术大厦。1929年，生产诱发了唐筼的心脏病，让她差点死去，浪漫的生活从此笼上了阴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家逃离北平，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在逃难的路上，她一边安慰着刚刚失去父亲的陈寅恪，一边照顾着年龄尚小的三个女儿，努力地做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尝尽了苦痛，历尽了万难之后，到达了长沙，但是由于战事，清华临时校址又准备南迁到云南，无奈，唐筼和陈寅恪只有带着全家拖着早已疲惫不堪的身体，再度南下。几经周转，到了唐筼的原籍桂林，这里自然有她的很多亲戚和好友，但是，战事紧迫，她也只是和自己的亲戚朋友，短短地相聚了几天，又匆匆地话别，怀着无限的眷恋和不舍，她与陈寅恪接着南下。阔别多年、见到亲朋好友的喜悦和兴奋在那样的岁月里瞬间被战争的慌乱和逃难的艰辛打击得无影无踪。到达香港后已经是1937年年末了，他们暂时住在罗便臣道104号地下室。春节过后，由于路上的艰辛，急火攻心，唐筼的心脏病发，身体已经很虚弱，陈美延不过几个月大，经历这么多的波折，也在这个时候生病了，实在是无法继续赶路。而陈寅恪又必须赶到云南上课，将他们安顿好后，陈寅恪决定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授课。在香港，人地生疏，听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极其艰难。唐筼拖着病体，费尽心思地照顾着几个年小的孩子，生活过得无比艰辛，但是为了陈寅恪不分心，这一切她都一个人默默地扛了下来。
这个时候，陈寅恪一个人南下蒙自时候，路上一批珍贵的书籍被盗。之前从北京离开时候寄往长沙的书籍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这些珍贵手稿和书籍遗失得太多，加上一路上经历的曲折和艰辛，陈寅恪刚到蒙自就感染了疟疾，精神几近崩溃。当唐筼得知这些后，心里非常地焦急。但是分隔两地，只能将无尽的思念和牵挂深深地埋在心里。还有能够做的便是不管多么艰辛也要好好地照顾好这个家，让陈寅恪在巨大的压力中不再为家中的事情操心。1940年的春节陈寅恪在昆明度过，大年除夕，昆明虽然“鱼龙灯火”，“仿佛承平”，但是当时“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物价飞涨，钱不值钱，虽然是佳节，他的心里却是伤感无限。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陈寅恪的不少诗词里，也都浓浓地渗透着与妻儿分居两地，逢佳节而难团聚的思亲念家的深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在那个时期陈寅恪的诗词里经常可见。战火连绵的黑色岁月，带给人的往往就是一些无尽的苦难和凄凉的心绪，但是这种彼此关爱的感情却为凄凉的现实点缀了些许的暖色，让人在悲苦中，仍然燃烧着心中的希望和理想之火。
1939年春夏间，陈寅恪回到香港省亲，同时也为等待机会应牛津之聘。陈寅恪因为昆明的高原气候，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时常闹病，心里也眷恋着与家人早日团聚，加上唐筼屡病需要照顾，陈寅恪希望通过携家赴英讲学，这样家人可以共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