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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空余后死悲”，“老去应逃后死羞”，“自信此生无几日”。目盲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等候着不可避免的那一天的到来，于是，在他预先给夫人唐筼写好的挽词中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指他曾得到一个学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学术界众口皆碑交口称誉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抱负远不止此。更重要的一是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尽管不是淋漓尽致但至少是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剩有文章供笑骂”也罢，“文章存佚关兴废”也罢，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后延续，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即所谓“天地一牢笼”。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
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而这也就决定了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并时常为这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他不像有些文人，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他只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头伏案于书斋中，只是在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并掩饰着，于是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治史的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之上。在现实生活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对国家与文化的看法，实际上是合为一体。因各人对此文化感受和发扬的程度有差别，所以遇到激刺而产生的反应，其表现的强度或情况，也是不同的。这在其所作《王静安挽词》的短序，已经有明确的启示，短序里对文化的解释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这虽然是对王静安先生所说的，然而这也可以说明那个剧变的时代是所有苦痛的由来。
陈寅恪对已经衰微数百年的华夏民族学术文化，具有振兴之意志并指出振兴的途径。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他说到：
吾国今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本根未死”，本根明显是指宋学，以宋学为根底，在适宜及有利的条件下，建立新宋学，就会实现华夏民族学术文化的复振。对华夏民族的学术文化，寅恪有自己的深刻理解，继承并发展之，爱护并保护之。他是华夏民族学术文化复振的指导者和先驱者，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未来，寅恪坚信必将复振，并孜孜一生为其开辟复振之途径。
陈寅恪对于朋辈的学术造诣，向来是备加推重的。他尊杨遇夫先生为“汉圣”，杨先生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陈先生对他的鼓励。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见，他总不吝嘉奖，不少后辈的论著都有陈先生加以勉励的序文。周一良在清华中文系开设“佛典翻译文学”课时候，也是在系主任朱自清咨询陈寅恪这个课的时候，在陈寅恪表示赞成的情况下，最终得以开设的。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关心。
师友情
吴宓可以说是与陈寅恪相交最早、相知最深，他们的友谊让人感动和赞叹。在《吴宓文集》有记载：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寅恪，两人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以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①1925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吴宓因离婚问题，外界很不谅解，唯有陈寅恪尊重他个人的决定；人人都欣羡吴宓担任《学衡》、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拥有自己的地盘。陈寅恪却希望他屏除杂务，专心读书著作。相对地，吴宓也视陈为终身师友。
抗战爆发后，清华园内“恒闻炮声”，教职员工多疏散入城，陈寅恪和吴宓仍然留在清华。后来，清华大学校址临时南迁，他们又相继离开北平南下。再次聚首在云南蒙自，由于住的地方相隔不远，陈寅恪与吴宓经常在湖边散步，共论时局，忧叹国事。虽然那个季节的蒙自风景如画，但是在赏玩之间，思念的还是难归的故土。1939年春天，陈寅恪受到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之聘，准备于是年夏天离开联大赴英讲学。陈寅恪接受聘请，主要是因为晓莹屡病需要照顾，想通过携家赴英讲学，使家人得以共聚于一地。陈寅恪为此向梅贻琦校长写信，向清华请假一年，很快得到批准。旧历端阳，吴宓在昆明海棠春餐馆为陈寅恪饯行，并赠诗《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3月14日，陈寅恪临行在即，吴宓不胜依依，又赋诗《陈寅恪兄赴牛津讲学行有日矣》惜别。因为欧战，陈寅恪没有能够赴英，在港滞留到9月，重返昆明授课。国难、离恨、家愁，陈寅恪的失望与苦恼可以想见。回到昆明不久，陈寅恪写给吴宓的诗《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充分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复杂心绪。吴宓为安慰老朋友，时往陪伴，并帮助料理一些琐事。1940年陈寅恪仍在西南联大任职，授《隋唐史研究》、《白居易研究》课。春天曾经生病，吴宓前往探望并帮助料理。陈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诗稿，吴宓都有收藏，这些都成为现在理解研究陈寅恪的重要材料。陈寅恪和吴宓经常“同散步翠湖”，叹国事，谈校事家事。陈寅恪经常惦念唐筼，因为当时唐筼卧病在床，为此，陈寅恪心神不安，吴宓总是尽量安慰。吴宓有烦心的事情，陈寅恪也及时劝说开导。那些年，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飞袭昆明上空投弹骚扰。联大师生员工和城内居民，不得不远赴郊外躲避。吴宓有这样的诗句形容当时的情景：“远看投弹雾烟飞”，“同遭横祸几人归”；“入夜盲鸡栖密架，凌晨队蚁涌空城。”陈寅恪与吴宓虽然不住在一处，但是有时候也一起“跑警报”。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次去香港等候赴英时机。因为时局关系，赴英意愿再次落空。于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