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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目疾的不断加重，陈寅恪这个时期依然不曾放下手中的书本。在授课之余，仍然孜孜不倦地游历在研究学问的快乐之中，这样的日子，尽管生活艰辛，但是陈寅恪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恒心和毅力下，在为学术而生存精神的支撑下，写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和极具独到见解的作品，这些精深新颖的著述，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陈寅恪在万千苦难之中，磨炼出金，这些作品饱含辛酸的付出，读来，怎能不为之感动和惊叹。
忧心国事，关心时局，心怀一颗忠诚之心，在重金和高官面前，陈寅恪选择了忠于祖国，选择了忠于华夏文化。于是，毅然离开沦陷的北平，南下逃难；香港失陷，“正气狂吞贼”，排开风浪，抵达桂林，在广西大学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
目疾转重，1945年万里赴英求医却未治好，双目的失明给陈寅恪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借诗言表，陈寅恪内心的凄凉和失望在这期间的诗里明显可察。在亲情友情的宽慰中，面对现实的陈寅恪，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新阶段，1946年10月，饱经沧桑的陈寅恪再次回到清华园。
第五章 京华短章
一、再回清华园（1）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递交投降书。陈寅恪闻讯，庆幸之情自不待言，这一时期他作了好几首诗来表达他的兴奋之情。在《连日庆贺胜利以病目不能出女婴美延亦病相对成一绝》中，他以“大酺三日乐无穷”形容他的喜悦之情。但是，与傅斯年持酒上街，痛饮欢呼“国家出头了！”的欣喜若狂不同，陈寅恪的心情要复杂得多。在《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中，他表露了他的喜忧参半的心情：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哀。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陈寅恪的这种感慨在当时举国欢庆的形势下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是联想当时中国的时局，特别是其自身的经历，又会发现他诗中的百般滋味实在是事出有因。人们不应忘记，抗战开始的那一年，作为近代同光体重要代表人物的陈三立（陈散原）老人，目击时艰，忧心如焚，不堪屈辱绝食而死的壮烈举止，诗中“家祭难忘北定诗”的话显然说明在听闻日本乞降的那一刻陈寅恪又想起了含辛茹苦抚养自己成人的老父，陈寅恪在诗文中自注“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云，是为显证。
回首过去的百年中国历史，是百年的屈辱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国外列强的日渐侵入，中国一步步陷入深渊。单就中日两国而言，1895年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李鸿章被迫于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日本势力开始大肆渗入；而今日本引火自焚，屈膝投降，自然是大快人心。陈寅恪有诗《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曰：“梦里匆匆两乙年，竟看东海变桑田。燃萁煮豆萁先烬，纵火焚林火自延。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又有《春帆楼》曰：“取快恩仇诚太浅，指言果报亦茫然。当年仪叟伤心处，依旧风光海接天。”前一首诗的两乙年，一者指马关条约签订的乙未年，一者指而今日本投降的乙酉年；后一首诗中的仪叟是李鸿章。当年李鸿章无奈的签订马关条约，返国后一病不起，呕血数升，伤心且死，而今旧地依然，伤心不再，海天相接的无限风光里镶嵌着的是中华民族百年抗争扬眉吐气的豪情和快意。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是宣告着日本势力退出中国，并不表示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1945年初，美英两国为诱使苏联在亚洲协助美英打击日本，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签订了秘密协议，即《雅尔达密约》，允许苏联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并默许外蒙古独立。而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也于1945年8月14日同意战后外蒙古是否独立由其选民自决，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默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势力退出了中国，而苏联乘机又将其势力渗入中国，中国此时的形势与抗战时期又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此外，不仅外患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改变，国家内部也开始酝酿着分裂的迹象。战时，国共两党基于全面抗战的需要，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寇。战争结束之后，内战的乌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内忧外患，依然压抑着始终忧国忧民的陈寅恪。再者，1945年春，陈寅恪双目失明，虽然经多方诊治，仍不能恢复，这使他伤心不已。抗战结束，他欣喜之余，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庆祝胜利的盛况，对时局和自己的治学前景甚为感慨①。这期间，他赋诗数首，表达他的忧虑和感慨，其中《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写道：“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又有《玄菟》：“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兴从此又秋阴。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这两首伤时的作品，道不尽他对国家民族深深的忧虑之情。这显示出他对胜利之后的中国局势仍不明朗的预感，这种预感源于他的理性。他虽然“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国家政局前途不关注。他做学问坚持的“独立之思想，自有之精神”同样可以应用到他的处事原则上，不为他人的言语所动，不为时局的得失左右。
陈寅恪到达南京时，他的妻女已经从成都飞抵南京，陈寅恪住俞大维官邸。就在陈寅恪流寓南京的短暂时间内，命运让两条原本长年平行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交叉，留学归国同样也在南京的季羡林在俞馆拜访了自己在清华园时的老师陈寅恪。事实上，当陈寅恪尚在英国就医的时候，风闻其事的季羡林就匆忙地给自己的老师写过一封长信汇报自己在德国十年间的学习和科研情况，并寄呈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一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他乡逢旧徒的欣喜，特别是季羡林在东方语言学方面的深湛造诣引起了陈寅恪对这位当年清华毕业生的关注，他很快就给季回复了一封长函，一方面告诉当年的学生自己的近况和行程，一方面讲要把他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等几位先生推荐，这让年轻的季羡林感到喜出望外。这一次他显然是专程来看老师的。师生相见论谈甚欢，两人都比较详细地讲述了阔别十余年来的自己所经历和见闻的种种，用季羡林的话说“先生十分高兴”，临行嘱其带上其德文论文去鸡鸣寺下的中研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后来季为北大聘任，并很快由副教授升格为正教授而且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的主任。这里面固然和季自己的语言学造诣有关，我们想这还必然地与陈寅恪的褒扬性肯定大有其关系，谁都知道，在民国时期的学者圈里，陈寅恪的话在当时确实有一言九鼎的效力。
当然，陈寅恪他们在南京并未久留，1946年秋天，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加上为了不耽误两个女儿流求和小彭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的学业，他们带小女儿美延于当年经上海乘船北上，于1946年10月回到清华园。其长女流求曾作笔记：1946年春，（陈寅恪）由英伦乘轮船返回祖国。八年抗战虽已胜利，内战继起。父亲双眼完全失去复明的希望，父母心情很沉重。为了不耽误我和小彭妹高中课程，留我们继续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复课，……结束了万里跋涉，回到北京清华大学。作为盲人教授，期望在同事和朋友们帮助下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经历了战乱、失明而重新回到北平的陈寅恪，颇有恍如隔世之感。但是他很快从伤感哀愁中走了出来，投入到他为之奋斗半生的学术研究中，他除了在清华授课外，还兼任燕京大学的导师。他将其书斋命名为“不见为净之室”，目虽盲，但做的学问却并不因目盲而显得“盲目”。这是因为他对书籍太熟悉了，而且，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使他在目盲之后仍然能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在成都任他助手的石泉曾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