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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落心绪。女性天生的多愁善感，所以尤其是如此。一样挂念和爱怜女儿的寅恪就常常地劝慰唐筼，1951年结婚纪念日，陈寅恪那句“群雏有命休萦念，即是钟陵写韵仙”就是明显的表现。
陈寅恪的圈子较唐筼要大出许多，所以他的生活中还有更多一些的快乐。当然这些快乐也属于唐筼。分担痛苦共享欢乐是夫妇二字起码的一层含义。
众所周知，陈寅恪是个读书种子，在他，能够安安稳稳地读书是头等的乐事。一样是在1951年，生日那天，陈寅恪忽然记起了自己1945年成都过生日时所写诗作中“愿得时清目复明，扶携同泛峡江船”的句子，于是续成绝句两首赠唐筼，诗曰：“七载流离目欲昏，当时微愿了无存。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书闭门。”“扶病披寻强不休，灯前对坐读书楼。馀年若可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在他看来，青灯黄卷坐对千古，能够稳定长期地过上这种日子就应该很知足了。陈寅恪不说假话，更何况对唐筼，所以说这两首绝句所透露出来的对“灯前对坐读书楼”生活的向往，显然是心曲的真实流露。
就此一时期陈寅恪的诗文来看，除平日里与唐筼的唱和之作以外，另外相当一部分都是学界朋辈间的酬答问候，通信更是如此，大部分都是在与友人彼此交流论学，真正无关学问的私谊传递和表达并不多见。即以前引陈寅恪复郭沫若辞不北返的信来说，本质上也首先是学术上的问题。毫无疑问，从抗战胜利以来至于21世纪的当下，北京都是中华大地无可或替、不容置疑的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同样如此。陈寅恪所在的广州，近代以来虽有康南海揭橥大旗、孙中山辈承其流绪，但在近世中国的文化地图上，南学的地位一直以来都算不上怎么地突出。尽管解放前陈序经在岭大全心全意抓学术，遍邀大师巨子、广罗才俊英豪，充实力量扩大阵脚，但客观来讲，至少在陈寅恪南下以前其在全国的地位都算不上突出。陈寅恪的到来固然对此有所助益，但说到底不过也是充实和提高而已，尽管他曾打趣式地说北大也不咋地，可这同样改变不了广东作为学术地图上边地一隅的地位。不过，陈寅恪的到来毕竟让岭南的学术起色不少，各地学人更是延续了建国前学术界既已形成的对陈寅恪的尊崇和关注，有了得意的创作、心得或疑问，人们还是常常地想到陈寅恪。于是鸿雁纷飞、书札往还，辟居南国的陈寅恪就这样被无形的编织进一个由多名一流学者构建的交流网络。除非是外力，真正的大鱼很难自己游离出水流的亲近甚或是束缚，就像陈寅恪之于学术；在这种亲近和“束缚”中陈寅恪常常可以体味到交流探讨的快乐。就诗文和通信资料来看，此一时期与陈寅恪往还交流与论学的有杨树达、闻宥、刘节、冼玉清、刘永济、郑天挺、王力、叶企孙、吴晗、李思纯、吴宓、郭沫若、唐长孺、刘铭恕、朱师辙、夏承焘、章士钊等等。他们与陈寅恪的交流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的形成和书写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深入发掘和反思。
有师友，自然也有学生。寓居岭南的头几年里，到后来让陈寅恪很是伤心的学生，此一时期还是能不时地带给陈寅恪以欣慰和欢喜。
从入清华任教的国学研究院以来，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其间陈寅恪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高尚的育人事业，所以说建国前他已是桃李满天下。就建国后的晚年路途来看，在昔年众多的学生门当中，最让陈寅恪欣慰的应该是蒋天枢，也就是蒋秉南。蒋秉南1903年出生，小陈寅恪13岁，当37岁的陈寅恪入教清华的时候，蒋秉南刚20来岁，正是风华正茂的读书年纪。蒋秉南1927年入清华研究院，1930年毕业，同一年国学研究院停办。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我们知道，1943年受聘复旦中文系，而后就一直没离开过复旦的蒋天枢长于先秦文学研究，讲《诗经》旁征博引一首就能讲上两个月。1953年当唐筼满怀感伤地写下《癸巳七月病中送流彭二女各赴工作地》惜别爱女的时候，蒋天枢也在陈寅恪家。他是专程南下探望来的。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秉南对此有简要记录：
阳历九月十一日，枢乘车赴粤，抵穗后以初游不识路，雇车至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晋谒。留穗约十日，得饫领教诲。适流求妹尚在家，欢聚数日后赴渝就职。时枢方校读《周礼》（用董康珂罗版影宋本校阮刊注疏本），语次，师诲之曰：“周礼中可分为两类：一，编纂时所保存之真旧材料，可取金文及诗书比证。二，编纂者之理想，可取其同时之文字比证。”枢未能遵师嘱以有所成，愧负滋多矣！此行初识黄萱。二十二日拜辞师及师母北归。
如前有言，此时的唐筼正病得厉害，“两月昏昏病里过，悲欢离合意殊多”的话说明流求离开广州去重庆的时候，大约她仍未完全康复。而对于经年被唐筼照顾的陈寅恪来说，这无疑是很让他痛苦的事。最大的无奈在于，身体的不便让他不能对唐筼进行最起码是等量的呵护。流求、小彭在家大约就是因为要照顾母亲的缘故。再联想到几年来唐筼因为要料理家事还要照料自己，以致累得屡屡生病的事，几十年相濡以沫的陈寅恪只能是更加痛苦，益发焦头烂额。若是在京华，自然会有许多生徒朋辈的前来问安和探望，可这是在岭南，与天涯海角已经相距不远。然而，就在这时昔年的清华学生蒋秉南出现了，专程南下来看望陈寅恪，当然还有唐筼。在陈寅恪自己即不能分担爱妻的痛苦又不能进行细心地照顾的时候，学生蒋秉南的到来，以及由此带给唐筼和他本人的内心的温暖与安慰都让陈寅恪特别地感动。想来这也是人之常情。必须承认，学术和风骨的高卓之外，陈寅恪也是普通人一个。内子有疾自己又无力照顾的时候，学生的探望，哪怕仅只是给凄惶唐筼的心头添上一丝的温暖，都让为人师的陈寅恪很觉得欣慰。再说，蒋秉南还是他初涉教坛时的老学生，更让这份欣慰上增添了几分久为人师终非无益的欣喜。陈寅恪有动于中情见乎辞：
广州赠别蒋秉南
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
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关兴废，伤古怀今涕泗涟。
唐筼也赋诗相赠：
广州赠蒋秉南先生
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
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
从诗的内容来看，“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意旨相同，是在对秉南的远道探望表示感谢；“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大约和被邀返京①、旧友改宗、著未成帙乃至爱妻多病都有一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句，“传付”一词显示，应该就是在这一次，陈寅恪决定请蒋秉南作为自己著作的整理者。这在残留至今人们有幸观见的两年后陈寅恪写给蒋秉南的信中有所佐证，文谓“弟前书言安南华侨彭禹铭君买得弟当年遗失之《新五代史》批注本，不了昨日接到清华旧时毕业生梁君来函，附寄一览。并请兄保存，附于弟著作目录后，留待备考资料”云云。实事求是地讲，“传付”一词的重点盖在“付”字，毕竟在当时甚至包括现在各方面条件和资质堪为陈寅恪传薪的人实在是不多。1965年秋天陈寅恪曾有“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之叹（见本年所写《有感》），不过能找到一个放心的人待将来自己千秋以后整理出版自己生平的文字，就已经让他“一扫乾坤万古愁”了。①
蒋秉南的到来固然很让陈寅恪高兴，但毕竟也只是偶然的一次。经常出现在陈寅恪的岭南生活里的还是中大的新学生们。新学生们也能不时地给陈寅恪带来些快乐。
1956年，对于陈寅恪来说应该是有那么一点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一文，而后是年2月陶铸邀请包括他在内的广州地区部分高校教师到从化温泉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再之后中大很快传达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精神并快速地着手实施，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过了白色甬道、特级稿费以及可随时乘坐小汽车的权利。乙未除夕还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