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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发展后到厦门鼓浪屿定居并继续在商界驰骋。优越的家庭条件让黄萱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国文基础很扎实，这是后来她所以被选中并能较好胜任陈寅恪助手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25岁时黄萱与后来的爱人当时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周寿恺结婚。1949年的时候，以少将教务长身份任职于上海国防医学院的周寿恺随院迁台湾，但很快又因对故国的眷恋跑回厦门，后受聘岭大医学院，遂举家迁来广州。由于前此的助手程曦以种种原因最终离去，从1952年开始经别人介绍的黄萱开始担任陈寅恪兼任助教。1955年陈寅恪提出、由陈序经亲自操办，中大正式聘黄萱作陈寅恪的专任助教，此后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黄萱在陈寅恪身边任助教前后共一十四年。打一个不合适的比方，勤奋细心又任劳任怨的黄萱就像被陈寅恪礼赞过的手杖一样支撑着失明以后的他得以在人生的航程上继续前行，依赖后者陈寅恪可以平稳地到白色甬道上徜徉和漫步，而前者则支撑了其在学术长途上的跋涉和远足。并不夸张地说，没有黄萱的帮助，陈寅恪欲以“残废十年身”（语自陈寅恪《咏黄藤手杖并序》一诗）在建国后的研究中走完“崎岖万里道”，是有很大困难的。让人起敬的是，对此，黄萱并不居功，她说：“先生晚年完成的著作，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的。特别是他早年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专家教授们常为他找材料。如蒋天枢教授、王永兴教授常给他寄来有关的书籍等等。在校内的资料，多数是周连宽教授从图书馆给找来的。在同事和同学中，也时有人给他抄来应用的东西。助手的工作非我一人的微力能全部负担得起，顺便声明一下，希各位鉴及之。”①说的自然是事实，不过这似乎更加坚定了后来者普遍认可的陈寅恪选黄萱那是选对了的共识性结论。
就这样在助手的协助下，目盲以后的陈寅恪继续在他艰难却又绚烂的学术天空中翱翔着，从此间所发表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还是那个身体康健、满腹诗书、一心一意搞学问的翩翩佳公子，长衣过膝，英俊帅气，浓眉大眼，侃侃而谈，……在学问的世界里，他仍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王子。下面的小节里我们将辟出专门文字向大家展示陈寅恪如何自在着的自由风姿。
二、学术道路上的欣慰与凄苦（1）
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在“文革”前十年那段时期，1957、1958年是比较特殊的两年。
1957年的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同1952年相比，这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新生的共和国用铁一般的数字向人们证明着自己选择社会主义方向实在是非常地正确。然而，道路的正确并不意味着前进中没有曲折和坎坷。在为新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拿出经济建设如此的辉煌成就而兴奋的同时，我们还是得承认，掌握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人口多达好几亿，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又千差万别的庞大国家，对于成立尚不到四十年，主政尚没有十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那还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新鲜事。对象状况的复杂和自身质素的欠缺决定了，新中国的前进之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平波无澜。
就在陈寅恪写下“闻歌一笑似京华”的1957年5月份，小他几岁的毛泽东在中旬的时候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带领中国共产党百折不回、浴血奋战，穿风破浪一路走来的毛泽东，对矛盾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由此建构起来的他的斗争哲学显得内蕴深厚而又精恰实用。熟悉他的战友们，甚至我们这些对近世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很轻松地看出，这是一招战争年代里解放军惯用而又屡试不爽的诱敌深入。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是即众所周知的“反右扩大化”。其后，1958年又延伸出了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多年来因为身体原因和各种照顾政策一直都“窝”在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陈寅恪开始受到真正的冲击。
事实上，1949以后的新中国很长时间里一直都处在运动当中，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传统因为惯性的缘故仍在顽固地延续。而陈寅恪的被波及也非只有1958年这一次。三年前，时任党委书记、在中大领导了数场运动的龙潜便曾在“肃反运动”期间，多次在会议上揶揄和讽刺陈寅恪，认为“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有一次更当众作诗对陈寅恪行其骂人嘲笑之能事。用陆键东的话说，“这件事开了陈寅恪自1949年以后遭受政治冲击的先例”。
较之后者，批判“厚古薄今”运动期间，陈寅恪的遭遇要严重得多。这里，我们扼要而言，当时的情况大体如下：
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应郭沫若之邀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古薄今，边干边学》的报告，痛陈“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缺点是言必称三代（夏、商、周），脱离革命的烦琐主义。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对几千年前的事津津有味，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哲学、经济、历史等等都如此，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风气”。一个月后的4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去占领古史的阵地。古史是资产阶级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他们在古史上占了些点或片断，就在这些小角落里称王称霸，目空一切。其实，他们所占据的地盘，不过是若干个夜郎国而已。……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我们只要花点功夫，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可以压倒他们。”6月11日，同样是《人民日报》刊发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的通信，有言：“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们。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
平心而论，郭沫若的话并没有表现出对陈寅恪特别的不敬，相反，他所引的那句话让我们在其鲜明的超越性目的中感受到了一份可贵的尊重。毕竟也是读书人。然而，可悲的在于，一如诠释学理论已经告诉我们的，文字一旦形成就会在阅读者那里获得无数次的重塑式的新生，人的社会行径又何尝不是这样。没法否认，那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