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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陈寅恪的心情一直都不怎么好。龙编是古地名，汉代时置龙编县，属交趾郡，东汉至南北朝曾为交州及交趾治所。“烽火照龙编”显然说的是越战的事。美国鬼子要灭越共政权，终极方向瞄着中国，这让本来就已经愁气绕身的陈寅恪更添了几分忧思。大约又过了一周，元霄节前两天，又一道不好的讯息传来，曾昭燏死了。两年前的1963年初，时任南京博物院长的曾还探访过病中的陈寅恪，向后者谈到说要购买海外新印的《李秀成供状》什么的，用陈寅恪的话说他们是“论交三世旧通家”。不言而喻，旧友的亡讯更加重了陈寅恪的愁闷心绪，两天以后的元宵佳节，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作：
乙巳元夕次东坡韵
断续东风冷暖天，花枝憔悴减春妍。月明乌鹊难栖树，潮起鱼龙欲撼船。
直觉此身临末日，已忘今夕是何年。姮娥不共人间老，碧海青天自纪元。
诗中的凄寒与肃杀之气，固然和旧友的亡故有关，但我们还是要说从陈寅恪的一生来说，这绝对是一首有着重要标志意义的诗作。因为对暮年的陈寅恪来说，这一次身临末日的直觉，非常不幸，一点都没错。
感伤的情绪一直在延续。1964年让人怀念的快乐春季，今年一下子苍老得布满了凄苦。4月初的一天夜里，一场不期而至的夜半风雨打乱了学校里杜鹃花盛开的舞姿，无数的花朵一夜间零落成泥，这让敏感的陈寅恪很觉得惋惜，作诗感叹“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遥夜惊心听急雨，今年真负杜鹃红”（《乙巳春夜忽闻风雨声想园中杜鹃花零落尽矣为赋一首》），到了清明还感物思己的说什么“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溅泪开”（《疑似清明日作次东坡韵》）；与去年相比，这实在是个变了味的春季，“醉酒只堪成短梦，闻歌浑不似前声”（《乙巳春尽有感》），忧心忡忡，烦恼种种，喝酒也不过是短短地做个梦就醒，听戏都觉得跟以前不是一个声：不能不承认，地还是那片地，但春天已不是曾经的春天。“赏”雨玩诗的夏日也变了他快乐的模样，七夕时“银汉已成清浅水，金闺方斗死生棋”（《乙巳七夕》），中秋里“此生更剩中秋几，今夕还祈照我圆”（《乙巳中秋作》）的句子就是不可辩驳的明证。
中秋以后不久，10月4日，又一条噩耗传来：近代南学的重要代表冼玉清先生2日下午不幸逝世。一年前还为冼玉清回国而高兴地口占二绝相赠的老人，这一次早已没有了年前的快意和俏皮，而是以凝练的史笔写下了一首沉沉的悼词：“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莸跏恕！薄�
当10月的北国在萧瑟的秋风中振振身体抖落片片黄叶的时候，绿树红花的南国悄无声息地凋零了一朵心有未甘的“百合”。据说住院期间冼玉清曾托一位晚辈学人完成其尚未稿竟的《冼夫人传》并代为整理其已有的著述，但后者因为自己是“摘帽右派”的缘故最终没敢应允。冼玉清一生未嫁，以学校为家，以育人为乐，以述作为业，然而在生命的尽头处竟找不到一个愿意为自己整理著作以了结大愿的托志之人，我们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人的不幸还是学术的悲哀。
陈寅恪也开始认真的考虑总结自己的人生，好给后世人留一份清明可寻的人生记忆。他开始创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如冼玉清的《冼夫人传》。陈寅恪对黄萱说：“此书将来作为我的自撰年谱。”①工作从慨叹“江淹老去才难尽，杜牧春归意未平”（《乙巳春尽有感》）的1965年暮春时节开始，至次年春天，完成了《弁言》及正文七章内容，分别是：（一）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三）孝钦后最恶清流，（四）吾家与丰润之关系，（五）自光绪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间清室中央政治之腐败，（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七）关于寅恪之婚姻等。1965年冬天的时候，陈寅恪写过一首《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诗曰：“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伤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党锢年。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当时的陈寅恪正在创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乙巳冬日》应该就是创作过程中留下来的浪花一朵。“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的话告诉我们，即便是在写自己的年谱，陈寅恪仍不忘借机为史学做一些补苴罅漏的工作，史家的良知在“逼迫”着优秀的学者，一位目盲膑足的垂老病人，把简录自己生平的年谱小心翼翼精雕细琢地制成有益于学的史料，回思之下实在很让人感动。或者这恰是历史学家之所以为“家”的一种因由，在他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包括正在呼吸着的自己他们都能轻易地安排其住进头脑中的“历史”里。总之，这些资料为我们从外部情事上了解陈寅恪的生命历程，以及近世以来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提供了很大帮助。本来还打算再写个一两章，但不久以后“文革”兴起，完成全稿便只能是无从兑现的清梦一场了。
如果说前两年的中华大地上开始阵风鼓荡尘土飞扬的话，那么1966年的中国已经是烽烟弥漫乃至战火纷飞了。
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阔步走上了离奇的“文化革命”的大道。20年前被陈寅恪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季羡林，此时早已是北大东语系多年的老主任了，他在名著《牛棚杂忆》中对当年北大的情况作了如下的记录：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张大字报②，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六月四日，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一样涌进燕园。我看了那一张大字报，心里真是觉得憋气，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这一哼连半秒钟都没有用上，孰料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谈姚文元的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藏在我身后的人录了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是用心眼录下来的）。到了后来，我一跳出来反对他们那一位“老佛爷”，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颗重型炮弹。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地“斗鬼”。地址选在学生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天我没有敢去参观。因为我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人说，截至到那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人民之雄风，振革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十七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
看到最后的这一小段，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为一样也“不能走路”的陈寅恪担心。毕竟，那种将躺着的“鬼”一脚踹下高台的斗争方式，实在有些让人不寒而栗。
尽管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老牌“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都没有遭遇过如上的肉体折磨，但是我们的担心并没有因此而显得有一丝的多余。
长期以来备受礼遇的陈寅恪这一次没能延续他的幸运，“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毫不留情地席卷了东南区一号。
北京开始以后的五天，6月6日，广州的“文革”便开始了。“五一六”通知“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