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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专案人员用威胁口吻说：‘你敢保证他吗？’她回答说：‘敢！我敢以人格保他。’两个家伙（捞不到什么稻草，）只得灰溜溜地走了。”①尽管专案人员没有捞到什么稻草，但从这种威胁性的陷害行径中，我们却清楚感受到了当年陈寅恪处境的险恶。
生活情况也大大的恶化了，因为运动中陈寅恪被列为特号对象，工资存款都被冻结，经济上简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身体状况更是恶化得无以复加。老两口谁也不愿看着对方等死，陈寅恪第一次以恳求的语气写下了一张申请：
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处方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时两女儿全家都去干校）死了也无人知道。
无须过多的分析，申请书本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足的信息：死亡似乎已经越走越近。
比较而言，“文革”岁月里，黄萱仍是陈寅恪家最可信赖的友人之一。虽然每次去陈寅恪家都得历史系领导同意，但黄萱还是不时地去看看陈寅恪夫妇，前此拍电报给流求一事于此便是很好的说明。在晚年的科研道路上，黄萱陪陈寅恪一路坚持了下来，帮助后者终于完成了生平最后一部大著《柳如是别传》。寅恪对黄萱也是充满了信任甚至是信赖。然而，当这一年的有一天，陈寅恪提出要黄萱在其死后写一篇谈其研究方法的文章时，老实的黄萱却犹疑了，她觉得自己水平不够，确是不能胜任如此的任务。或许这确实是实情，但在陈寅恪却只能是无限失落和凄凉了。据黄萱的回忆：“寅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此情此景！十六年亲承教诲的我，居然如此伤他老人家的心。”我们当然不知道当时黄萱的回答里有否害怕受到牵连的考虑，但有一点很明确，当垂老的陈寅恪以身后之事托于有缘而自觉甚可信赖的黄萱却被婉拒的时候，那份悲凉与寂寞，大约是撒哈拉的焦阳与新谷莺的段子都难于暖化和排解的。
伤心总是难免的。
1969年春节后，老两口在垂暮之年被有关部门勒令搬家到西南区五十号。陈寅恪腿有残疾，上面的人不会不知道，当年腿受伤连陶铸都惊动了，而且批斗了好几年，对象的情况自然也应该已是非常地清楚。然而，谁会在乎你是否残疾呢，陈寅恪这么多年没死已经算不错了。就在一年多以前，1967年冬天的时候，老学生季羡林已经因为受不了残酷的审讯而想到自杀了：
夜里，在乱梦迷离中，我一会儿看到那一把菜刀，觉得有什么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别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蓦然醒来。我一会儿又看到那一只装满了烧掉一半的信件的篮子。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边。我又出了一身冷汗，蓦地醒来。……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这些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现在我的方式既已选定，大功告成就在眼前。我可以考虑行动的时间和地点了。
从3月份开始，唐筼被家庭妇联叫去学习，到7月才结束，期间陈寅恪的生活常常没人照顾。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其实去年五六月间已经发现有心力衰竭的现象了。
然而，无聊的审讯仍在继续。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记录，这一年5月5日下午6点三刻的时候，陈寅恪又一次被迫作“口头交代”，一直到他不能讲话了才肯罢休。期间有“如在死囚牢”之类的话。
“死囚”之言，清晰地表现了陈寅恪的绝望心境！事实确实如此，一个动都不能动的病残老人了，还天天地被提过来审过去，没有坐地等死的死囚念想那才奇怪呢？更可悲的一点在于，对这样呼天式的悲鸣，压根就不会有革命干将为此感到内疚抑或起码的哀伤。
中秋节又到了。可我们的陈寅恪再也没有心情玩诗吟赋谈饼抒情了。八年前的中秋，老友吴宓刚刚来访，高兴的心情，中秋的时候还在延续，“娇寒倦暖似残春，节物茫然过岭人。数夕蟾蜍园缺异，一枝乌鹊雨风频。小冠哪见山河影，大患仍留老病身。差喜今朝同说饼，卷帘清雾接香尘”（《辛丑中秋作》），之后不久就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更是给陈寅恪的生命带来了丰足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可是，八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的政策跳跃了太多太多，当年受人礼遇的知识分子而今成了人人得而批之的臭老九，天上地下，霄壤有别，相去何其远也！
四年以前，奇女子冼玉清因为癌症不治在大约相同的时候开始向友朋们道别。四年以后，换成了她生前的好友陈寅恪。中秋以后整十天，农历八月二十六日（阳历10月7日）清晨五时半，新的一天就要向我们走来的一刻，一代大师陈寅恪逝世于刚刚搬进去不久的西南区五十号寓所。对于这位曾经通过自己的学术为现代中国增添了无限春色的史学巨匠，运动岁月里的中国历史就像哆嗦灰尘似的将他轻轻抖落，生前没有一丝挽留的意思，死后也没有几个人为他感到哀酸和惋惜。
呜呼，伤哉！
四十余天以后的农历十月十二日（阳历11月21日）晚八时半，多症并发的才女唐筼也随夫而去。与他们同道的还有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世界范围来看，同在这一年逝世的至少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者特奥多尔？阿多尔诺（1903年生），以及在当代颇有名气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卡尔？雅斯贝斯（1883年生）两位先生。
前文在不少地方都提到，但陈寅恪说到底是位爱国知识分子。“他对于抗美援朝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是大胆而且得策的进军。对于毛主席的词，他大加赞扬，认为很有气魄，且都按词律填写。”“陈先生是一位高度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正直，黑白分明，实事求是。他很关心国家大事，是非得失，十分清楚。他希望祖国能早日繁荣富强起来的愿望是很强烈的。”①
自从陈寅恪下世的1969年算起，人们关于他的争论一直就没有止息过，至于今日也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了。其间关于他学术、生平、师友乃至家世的研究，特别是晚年生存状态的探讨，众说纷纭。
陈寅恪一生历清、民国及新中国，基本上与现代中国文化的萌芽与成长同步，时代的鼎革承转中，他凭借着自己卓异的天资和勤奋的努力累积建构了博大敦厚的学术殿堂，为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我们所景仰。1949年前后陈寅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先是目盲，后又膑足，然而由于得到各方面的照顾，更由于得到了助手的鼎力襄助，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他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一期间完成的系列论文，以及《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文字，本身就可以看作是陈寅恪以及他所在的新社会奉献给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个小小奇迹。这话没有半分的夸张，更没有一丝的谀词，事实便是如此。
然而当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以一种狂热的形式来到华夏故土的时候，作为优秀史家的陈寅恪不几年便含恨离世。说起来这确实也是一幕不折不扣的悲剧。然而由此激起的学人间的深沉同情常常让后来者在解读陈寅恪的晚年岁月时出现从终点看开初的流弊，以至于此类情况下晚年的陈寅恪生活得悲凄凄、惨兮兮，对此我们不甚同意，参以新旧资料尝试着作出了自己的叙述。诠释学的理论以及后现代的思考提醒我们，谁也不好说就真地找到了陈寅恪生命最深处的秘密，所以我们这里的文字仍不过是一个角度的审视，然也否也，尚需读者诸君的披览和察鉴。
本书第一、二、六章由刘斌执笔，第三、四章分别由顾娟、李逢玲执笔，第五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