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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十五岁以明经擢第，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遗，历仕监察御史，因触怒宦官被贬。元和十年（815）回京不久又被外任通州司马，后召回。自此仕途顺达，长庆二年，曾短时期任宰相（工部尚书同平章事）。以后又任过浙东观察使、尚书左丞、武昌军节度使等高职，五十三岁时死于任上。有《元氏长庆集》。
元和四年（809），元稹看到李绅所作的“乐府新题”二十首，觉得“雅有所谓，不虚为文”，所以深有感触，便选了其中特别与现实弊病有关的诗题创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其中，《上阳白发人》写民间女子被囚禁深宫，空耗青春年华；《华原磐》以两种乐器的对比，暗指君主不辨正声邪声，而小人佞言媚上，导致天下大乱；《五弦弹》借五弦比五贤，希望君王征召贤人，调理五常；《西凉伎》写边陲的繁荣与衰败变化，指斥“连城边将但高会”，却不能安定边疆的现象；《法曲》写安史之乱前后习俗变化，痛惜雅正习俗的消失……。可以看出，元稹的乐府诗是针对现实政治而写的，他所涉及的面很广，但内容庞杂，既有对安史之乱以来社会变迁的反思，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也有儒家礼乐治国思想和大汉族主义。它反映了士大夫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同儒家所谓“正礼作乐而天下治”、规劝君主以整顿伦理纲常为治国之本的思想密切相联。由于这是从理念出发来写的诗，所以在艺术上很粗糙，议论多而缺乏形象，语言也较夸饰浮靡，不够简洁生动。倒是此后所写的另一些乐府诗，还显得稍为深入，如《竹部》反映了伐竹人历经艰辛却因官家赋税而忍受饥饿的生活，《织妇词》记述了劳动妇女因为有纺织手艺反而被限制不准嫁人、不能享受人伦之乐的悲惨情景，以“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结罗网”这样绝望的呼号写出了她们的痛苦心境。这些诗，虽然仍是出于政治理念，但多少有些真实感受，语言也还简洁明快。
元稹一方面在理念上肯定杜甫式的“直道当时语”（《酬李甫见赠十首》之三），肯定诗歌要“刺美见事“（《乐府古题序》），但另一方面在更多的创作中，却并不能遵照这种原则。他早年因诗传唱宫中而被宫中人称为“元才子”（《旧唐书》本传），这大抵是些艳丽的小诗，如白居易所称赞的那样，“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酬微之》）。这类诗其实才是元稹真正爱好和费心创作的，所以在情感表达的细腻、意象色彩的明丽上很有特色。而且元稹受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较深，如作于少年时的《清都夜景》和后来的《月临花》、《红芍药》等，都运用了细腻的语言技巧来表现内心细微婉约的情感。以《落月》为例：
落月沉余影，阴渠流暗光。蚊声霭窗户，萤火绕屋梁。飞幌翠云薄，新荷清露香，不吟复不寐，竟夕池水傍。
另如《春晓》：“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狋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把诗人在朦胧的回忆中心旌摇荡的情怀刻画得十分感人。而元稹最为人称道的是悼亡诗，写得情深思远、哀婉动人。如《遣悲怀》三首之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在上述体制较短的小诗外，元稹还写了不少长篇排律。他素有此好，十六岁时所写的《代曲江老人百韵》，即长达千字，在与白居易等结为好友后，互相唱酬，争奇竞巧，更写了不少这种长律，动辄百韵，少也三十韵。这是为写诗而写诗，一味铺陈排比，是最没有诗意的押韵文字。可是，在《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中，元稹却不无自矜地注道：“乐天曾寄予千字律诗数首，予皆次用本韵酬和，后来遂以成风耳。”
因为这种诗可以显示博学强记、显示铺排的本领，所以在当时颇有影响，造成了一种玩弄文字游戏的风气。其实，这种诗在艺术上还比不上那首二十字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艳丽而浅近的小诗和铺张排纂的长律，在元和时风靡一时，被称为“元和体”诗。元稹自己曾说过，前者是自己“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想从律诗中找到一种“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的诗歌境界，后者则是与白居易“戏排旧韵，别创新词”，“欲以难相挑耳”（《上令狐相公诗启》）。但前者虽有些佳作，却不能说达到了目标，后者本来就没有真正诗歌意义上的目标。后来，元稹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政治上日趋保守，虽也写下不少闲适诗篇，但大多只是谈佛言道，排遣个人情怀，表现一下自己的高雅与清旷而已。
比起元稹，白居易对新题乐府诗下的功夫要大得多，影响也大得多。一方面，他对诗歌创作有一套系统的看法，另一方面，他的新乐府不仅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在内容上表现得更深入，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独特的平易浅切、自然生动的风格。因此，在这一诗潮中，他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他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十二、三岁便离乡到越中避乱。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他考中进士，贞元十八年应拔萃科考试，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与元稹一道开始了仕宦生涯。
元和元年（806），在应制举时，白居易曾和元稹闭门思考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写下了七十五篇“对策”，这些后来被编为《策林》的政治短论，涉及了当时社会各方面问题，其中如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节财开源，禁止土地兼并，批评君主过奢等等，都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政治的参与热情。这一年，他被任命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不久召回长安任翰林学士，元和三年至五年任左拾遗。
任左拾遗的三年，白居易从他的正义感和政治上的进取心出发，对时政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屡次上书，反对宦官掌兵权，指责皇帝的过失，又创作了包括《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在内的大量政治讽谕诗，对这段在其政治与文学生涯中最有光彩的历史，直到几年以后白居易还颇为自豪。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任满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次年因母丧而回乡守制三年，然后返长安，任左赞善大夫。这时，他的政治热情似乎开始消退，对闲适宁静生活的兴趣滋长起来了。恰恰两年后，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的刺客刺死，白居易上书请捕刺客，反而因越职言事而得罪，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次打击，使他早年生活理念逐渐动摇，而向佛道思想靠近。他在庐山东林寺建了草堂，礼佛参禅，走向了独善其身式的闲适自娱。
此后，他又任过忠州、杭州、苏州刺史，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越到晚年，他心中受佛教的浸染就越深，最后他闲居洛阳，与香山寺僧人结社，捐钱修寺，自号香山居士。七十五岁时卒于洛阳。有《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对于诗歌的见解形成于元和初年，在他与元稹“揣摩当代之事”而写成的《策林》中，就有一篇《采诗以补察时政》，系统地谈到了诗的功能与作用。首先，他指出诗是人们有感于某种事实而触发了情感的产物，所谓“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因此他强调从诗歌中可以了解社会问题，观“国风之盛衰”、“王政之得失”，所以国君应当效法古人，建采诗之官。元和元年以后，这一理论逐渐成熟，在元和四年所作的《新乐府序》中，白居易明确地提出诗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一方面要求君主“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新乐府·采诗官》），另一方面则要求诗人在诗中反映现实问题，提出讽谏。在《读张籍古乐府》中，他通过表彰张籍来宣扬自己的观点：“风雅比兴外，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