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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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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这一首写别离的夫妇间的互相思念。上阕从旅人一面写,他的愁思伴随身旁的流水,愈远愈长,绵绵无尽;下阕从闺中人一面写,她身在楼中,心却随旅人远去,遥望中春山隐隐,为春山所隔的旅人却是渺不可见。全篇结构完整而细密,画面美丽而动人,尤其上下阕的结句,都是以平常的景象、普通的语言,描绘出悠远的意境,抒情意味很浓。
前面说及欧阳修的一部分词作有俚俗化的风格,在他的总体上属于典雅风格的词中,也常常有些朴素生动、风趣活泼的语句,如《蝶恋花》的末尾:“忆得前春,有个人人共,花里黄莺时一哢,日斜惊起相思梦。”这表现出他在语言方面的一种爱好。
另外可以提及的是:欧阳修的词所用的曲调比当时一般文人多,现存二百四十一首词作中有六十八种,其中大多数是宋代才有的,这是因为他懂得音乐,对词的音乐体制很熟悉,并且也勇于翻新。而且,他也写过一些较长的慢词,虽然数量不多,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晏几道(约1030—约1106)字叔原,号小山,晏殊之子。
有《小山词》。晏氏父子均以词负盛名,合称“二晏”。晏几道实际是晚一辈的词人,但他的词风与其父及张先、欧阳修诸人相似,所以放在这里一起介绍。
晏几道在《小山词自序》中说到自己写词的动机,是“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辞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这说明两点:一是他也把词作为娱乐的艺术,所以其词作的题材也比较狭窄,不脱“尊前”、“花间”的艳科;二是他对“世之歌辞”有所不满,认为它“不足以析酲解愠”,这一婉转说法真实的意思是指当代词作在情感上缺乏震撼力。我们读欧阳修、张先等人那种以典雅精致、柔婉含蓄风格写男女恋情的作品,确实多少有“隔”的感觉,因为作者常常是把男女恋情作为合适的文学题材来写的,自身的感情投入不深。而晏几道的情况有所不同。
他虽出于相门,但少年时代父亲已去世,在仕途上并不得意,仅做过开封府推官等下层官吏,他又不喜欢攀附权贵,后半生贫困潦倒,而又任意疏狂。在此境况下,他与歌妓舞女的交往,不仅具有真切的同情和理解,在自己的感情上,也是深深的慰藉。因而他写恋情时包涵了自身的经历和体验,能写得入骨,在凄楚伤感的情调中,给读者以较大的感染。如下面二首《鹧鸪天》: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前一首写主人公在酒宴上爱慕上一个歌女而不能自制的情态,和归来后不能忘却的相思;后一首写主人公与情人别后重逢对往事的回忆,和重逢之夜犹怀惊疑的心理。在感情的表现上,这二首词都显得淋漓尽致。前一首“梦魂”两句以梦魂的自由无拘反衬现实中的阻隔,写出内心的渴望;后一首“舞低”两句写出双方情感在歌舞中的深深沉溺,都是很动人的。
晏几道的词作,词彩比较华丽,意象也比较密集,但他处理得相当流动,绝无平板凝滞之病,这可以说是糅合了花间词与南唐词的特点。而词句的精巧新颖,也是明显的长处。
总的说来,晏氏父子和张先、欧阳修的词代表了北宋中叶词的主流风格,他们虽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有以下特色:
第一,以体制来说,他们均擅长小令或近于小令的中调,虽然张先、欧阳修作过一些长调,但并不占主要地位;第二,从题材来说,他们主要写男女相思、感时伤别之情和山水恬逸之志,内容比较狭窄;第三,从语言来说,典雅精巧、清丽而流畅是主要倾向;第四,从情感表现来说,大多力度很弱,气势也不大,所以表现手法也以委婉细腻、含蓄温柔为主。其中晏几道的词虽然有几分磊落疏狂之气,但毕竟还是在无奈的悲愁的笼罩下。所以说,这一时期的词在抒情方面尽管比诗歌要开放得多,但文化心理的节制还是存在的。
与前述几位词人相比,柳永的情况有明显的不同。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崇安(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与晏殊、张先同时,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时代。早年屡试不第,晚年才中进士,当过睦州掾、定海晓峰场盐官及屯田员外郎等小官。有《乐章集》。
关于柳永有几个故事。他很早就以写“淫冶讴歌之曲”即世俗喜爱的风流曲调闻名,曾写过一首《鹤冲天》,末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据说当他考进士时,“留意儒雅”的宋仁宗特予黜退,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弄得他很久没有中进士(吴曾《能改斋漫录》),干脆号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专写歌辞去了。又传说柳永曾拜访晏殊,晏殊问他:“贤俊作曲子么?”他回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认为他有意讥讽,便反讥道:“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绿线慵拈伴伊坐。’”(张舜民《画墁录》)柳永常与歌儿舞女交往,为他们写作歌辞,相传他死在僧舍,是一群歌妓集资葬了他的尸骨(杨湜《古今词话》)。这些故事是否可靠很难说,但他屡试不第,辗转下僚,因而对市民生活有相当的了解,与歌妓交往时有较为真挚的感情和同情心,而且对此不像上层文人那样假作正经,却都是事实。正因如此,他才专意作词,在词的体制、内容、风格诸方面均有所突破,而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
柳永词在体制方面有二项彼此相关的突破,一是采用了许多新曲调,二是写作了许多长调词。北宋中叶歌曲繁荣,音乐的变化很大,新声流行,在柳永的词中就提到这种情况,如《木兰花》“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慢》“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而当代的文人词,多沿用晚唐五代以来的旧调,与民间音乐的关系较疏远。柳永则不同,他既精通音乐,又与民间艺人关系密切,据《避暑录话》载,当时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柳永的《玉蝴蝶》词中也提及歌妓向他索词的情形:“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因此,他的创作与社会中流行的音乐关系紧密,在其现存词作中共有一百三十个词调,除《清平乐》、《西江月》等十余调外,大多数是采用新流行的曲调。其中有些还是他自己创制的,如《秋蕊香引》。这些新调中有些本身是长调,有些则是据原有令词加以延伸而形成的慢词,如《木兰花慢》、《定风波慢》、《浪淘沙慢》等。慢词比原来的小令要长很多,有的甚至叠数也增加了。如《浪淘沙》原为二十八或五十四字,而《浪淘沙慢》则多达一百三十六字。这样,柳永就打破了长期以来文人词以传统的小令为主的习惯,不但丰富了词的曲调,而且扩大了单首词的容量,使之更富于变化,也更适合当时人的审美爱好。
在内容方面,柳永也有所开拓。他的一部分作品虽是沿袭传统题材,如写男女恋情,或是写歌儿舞女情态的,却颇有新鲜气息,像《甘草子》以“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写出少女怀念情人时的寂寞与无聊,《定风波》以“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写出少妇对平凡而和满的家庭生活的眷恋,词中的女性口吻表达的情感坦率真挚,与上层文士词作的含蓄委婉不太一样。有一些词通过描述歌妓舞女的生活,真切地写出她们心灵深处的痛楚,如《迷仙引》:
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常只恐,容易蕣华偷换,光阴虚度。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那些歌妓舞女渴望摆脱强颜卖笑的生涯,获得有尊严的常人的生活,这种心愿在词中如此真实地呈现出来,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其他词篇,如《御街行》写一位歌妓在欢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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