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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是一个思想深刻而敏感的人。他吸取王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而不为之束缚，对许多重要的社会与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颖见解（参见本编《概说》）。在文学方面，他把情感和个性的不受束缚的表现，放在了首要地位。他对李梦阳文学思想十分欣赏，认为李氏敢于将《西厢》与《离骚》并举，非常人能道。但是，他对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后七子”流派，却肆意攻击，如《叶子肃诗序》说：
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己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
这显然是针对李、王的。
徐渭的诗文创作，在适己之需的前提下取前人之长，不专主哪一代哪几人，同时又富于个人的创造。他的散文，有些近于宋人，如《豁然堂记》；有些短文，则开晚明小品之先声，如《与马策之》：
发白齿摇矣，犹把一寸毛锥，走数千里道，营营一冷坑上，此与老牯踉跄以耕，拽犁不动，而泪渍肩疮者何异？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驰，而尤摇摇者，策之之所也。厨书幸为好收藏，归而尚键，当与吾子读之也。
这是徐渭晚年在宣府做幕僚时寄给门人的一封短札，文字随意而精警，极生动传神地写出了他在落魄生涯中的悲苦心境，同时也显示出不甘寄人篱下的个性。
徐渭在诗歌方面推崇韩愈、李贺，对杨维桢也有好评，正与李、王异趋。这使他的创作带有险怪、幽绝的情调，而表现出他内心的激动和不宁。如《龛山凯歌》其四是一首出色的七绝：
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
这是写一场抗倭战事胜利后军队凯旋归来的景象。寒风吹血的夜战，铁衣红冰的归骑，给人的印象异常强烈。许多抒发自我人生情怀的诗作，更是时时表现出“胸中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袁宏道《徐文长传》），亦即顽强地表现了对社会压抑的反抗。如《少年》诗：
少年定是风流辈，龙泉山下鞲鹰睡。今来老矣恋胡狲，五金一岁无人理。无人理，向予道，今夜逢君好欢笑。为君一鼓姚江调，鼓声忽作霹雳叫。掷槌不肯让渔阳，猛气犹能骂曹操。
诗中写一个老年塾师，也曾有过狂放风流的往日，如今晚岁潦倒，遭人白眼。他和同样潦倒的徐渭彼此倾吐胸中块垒，并为之击鼓，表达对世道的不平和生命中的激情。此诗充满同情，节奏奔放有力，带有主观宣泄的意味。
从徐渭这些诗文中可以知道：“古格”、“古调”之类的审美趣味，确实已经不能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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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中期戏剧与《西游记》等小说
明代的戏剧创作，至弘治以后出现明显的转机，明初那种点缀升平、宣扬礼教的作风逐渐被人们嫌弃。中期一些剧作，虽然表彰忠孝的意识依然存在，但取材较有生活气息，不像早期的剧作那样着意演绎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而像徐渭的《四声猿》，则已显著地表现出反抗精神和新的时代意识。
嘉靖时期《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流行，标志了小说的再度兴盛。在这前后，出现了较多的历史演义小说，但艺术上都相当粗糙，无法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相比。
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神魔小说《西游记》。
总体而言，明中期的戏剧与小说创作不像诗文那样纷繁复杂，引人注目。但像《四声猿》和《西游记》这样的优秀作品的出现，却预示着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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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中期杂剧
到明中期，在戏曲舞台上，传奇已经取代了杂剧的主导地位。但一些短小的故事，仍有作者以杂剧的形式来写。只是在体制上，元杂剧的陈规已经被打破，一种戏不一定是四折，也不一定由一人主唱，而且常有南北曲混用的。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康海的《中山狼》、冯惟敏的《僧尼共犯》、徐渭的《四声猿》等。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陕西鄠县人，“前七子”之一。他曾任翰林院检讨，刘瑾垮台后，被列名阉党，屡遭贬斥。《杜甫游春》也名《沽酒游春》、《曲江春》，写杜甫春游长安城郊，见村郭萧条，宫室荒芜，痛骂李林甫等权奸误国，又于酒肆质典朝服买醉，决心隐身避世。或言剧中李林甫系指当朝宰相李东阳。不管此说确实与否，作者借古讽今以抒身世之慨的意图是明白可见的。文人在政治上遭受挫折，通常的自我平衡方法，是归罪于“权奸”，从而对朝政加以否定。此剧虽一般地触及封建时代政治中的黑暗现象，但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地方，只是和前期杂剧相比，它显得较有现实性。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武功（今陕西兴平）人。弘治十五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也是“前七子”之一。他曾向刘瑾说情，救援李梦阳出狱。刘瑾垮台后，因他过去恃才傲物，得罪馆阁诸公，被指为刘瑾私人而罢官。杂剧《中山狼》相传为讽刺李梦阳忘恩负义而作，但康海罢官后与李梦阳的关系一直很好，此说不确。剧中所写，当是针对社会一般现象而发，是一种讽刺世情的寓言剧。同样题材，当时还有王九思的院本（实际就是一折的杂剧）《中山狼》、马中锡的小说《中山狼传》，可见时人对于世道人心的险恶，颇有同感。康海此剧最后部分，写东郭先生被一位老人所救，仍心怀“仁慈”，想放恶狼逃生，被老人讥斥，引起一段对话，指出世人或负君、或负父母、或负师、或负朋友、或负亲戚，“你看世上那些负恩的，却不个个都是中山狼么？”流露出很深的愤世嫉俗情绪。这种寓言剧题材新颖，并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但作为艺术作品来看，剧情和形象难免显得单薄了些。它的曲辞古朴俊爽，颇有元曲风致。
冯惟敏（1511—约1580）字汝行，号海浮，山东临朐人。
以举人授涞水知县，升至保定通判。他是明代著名的散曲家，后面还要提到。杂剧《僧尼共犯》写僧明进与尼惠朗苟合，被邻人捉至官司，钤辖司吴守常将二人打了一顿板子，断令还俗成亲，并说：“成就二人，是情有可矜。情法两尽，便是俺为官的大阴骘也！”冯氏为人好戏谑，他让明进和惠朗挨一顿打再欢欢喜喜结为夫妻，算是于情于法都有了交代，也是他的个性的表现。这和晚明戏剧强烈而严肃地为情欲争权利虽态度有别，但毕竟还是肯定了情欲的不可抑制。剧中唱词说：
“都一般成人长大，俺也是爷生娘养好根芽，又不是不通人性，止不过自幼出家。一会价把不住春心垂玉筯，一会价盼不成配偶咬银牙。正讽经数声叹息，刚顶礼几度嗟呀。”对禁欲戒律所造成的人性痛苦表示了同情。
在明中期包括传奇在内的戏剧中，徐渭的杂剧《四声猿》是彻底摆脱封建说教的迂腐，闪耀着新的思想光彩的杰作。
《四声猿》包含四种剧：《狂鼓史》一折，《翠乡梦》二折，《雌木兰》三折，《女状元》五折。长短无定制，所用曲调，有时为北曲大套，有时为南北兼用，还采用《鹧鸪》等民间小调，在形式上就表现出不受陈规束缚的革新精神。这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杂剧。
《雌木兰》和《女状元》都是写女扮男装的故事：木兰代父从军，驰骋疆场；黄崇嘏考取状元，为官精干。这两种剧都突出了女子的才能，“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子汉”，“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提出针锋相对的挑战。而且，剧中写木兰从军，只为了怜惜老父；崇嘏赴考，不过是不肯受穷，全出于平常的人情。在《女状元》中，还对科举制度大加嘲讽调侃。这些地方，都显示了作者“不受儒缚”的性格。而另两种剧，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翠乡梦》捏合了传说中红莲和柳翠的故事，又借禅宗思想来表达对禁欲主义的厌恶和批判。剧中写高僧玉通苦修数十年难成正果，却在一夕之间就被妓女红莲破了色戒；他的后身化为柳翠，沦落风尘，却一经点明，立时顿悟成佛。剧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用禁欲的手段，决不可能达到道德完善，而且这种戒律脆弱不堪一击；倒是经历过人世的沉沦，反而能领悟人生的真谛。所以高僧不能成佛，妓女却能成佛。虽然说的是禅宗哲理，实际上具有很强烈的世俗性。玉通破戒以后同红莲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