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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焦仲卿依违于母亲与妻子之间，不免进退维谷，于是他劝刘兰芝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等他办完公事后再来接她。刘兰芝含泪而别，回到娘家。过了一段日子，县令和太守相继遣媒为子求婚，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答应，刘兰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暗暗下了死的决心。婚期前一天，刘兰芝与闻讯赶来的焦仲卿抱头痛哭，约定“黄泉下相见”。在太守家迎亲之夕，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自杀，两家将他俩合葬在一起。这个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只能听凭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第一次从这种悲剧中发现了深刻的人生教训和社会意义，并用汉末时已臻于成熟的五言诗体作了完美的体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此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为止，它还被不断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孔雀东南飞》成功地塑造了一些人物形象，如刘兰芝、焦仲卿、焦仲卿母、刘兰芝兄等，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看不到的。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作者调动了各种叙事文学的手段。首先，此诗善写人物的对话，诗中有焦仲卿语，有刘兰芝语，有仲卿母语，有兰芝母语，有兰芝兄语，有县令语，有主簿语，有府君语，或繁或简，而一一符合人物的身份。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次，此诗善写人物的动作，如用“捶床便大怒”写焦母的泼辣，用“大拊掌”写刘母的惊讶，用“事事四五通”写刘兰芝的心烦意乱，用“进退无颜仪”写刘兰芝被休回娘家时的尴尬情形，用“举手拍马鞍”写刘兰芝和焦仲卿最后一次相会时的沉重心情，凡此，均写得生动逼真，使人如见其形。再次，此诗善写人物的心理，如写焦仲卿闻变赶来与刘兰芝相会，听说刘兰芝已答应再嫁，便说：“贺卿得高迁！”这句话表面上表现了焦仲卿对刘兰芝的讥讽，但实际上却正反映了焦仲卿对刘兰芝的爱恋。又如焦仲卿与刘兰芝相会回家后对母亲说的“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也借天气的突然变化来隐喻自己的绝望心境。凡此，均可见此诗对于人物心理的刻划是非常真实生动的。此诗总的风格是写实的，但是其中的铺排描写及结尾处理却颇富浪漫色彩，如其结尾云：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
以枝叶的相交与鸳鸯的和鸣，象征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绵绵不绝，其构想极为优美迷人。这种余音袅袅的浪漫结局，对于后来的类似故事有很大影响，如韩凭夫妇故事及梁、祝故事等的浪漫结尾，都深受此诗影响。此外，此诗语言生动活泼，剪裁繁简得当，结构完整紧凑，都达到了汉乐府民歌的最高水平。
第四章 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诗赋与散文
我们这里说的西汉后期，指汉元帝初元元年（前４８）至王莽地皇四年（２３）；东汉前期，指汉光武帝建武元年（２至汉章帝章和二年（８８）。这一百三十多年期间，经历了西汉崩溃和东汉再建的历史变更，但在文学上，仍可视为一个完整的阶段，即汉代文学（尤其是文人创作）的低谷阶段。这个低谷的形成，是由于武帝时期所确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已经延续了很久，儒家统治思想完全控制了文人阶层。这些文人无不自幼习经，借以获得社会名位。对于他们来说，儒教的伦理纲常成为天地间的最高原则，歌功颂德成为自己的应尽义务，引经据典成为文章写作的首要规矩。在他们身上，既看不到西汉初期文人的那种豪迈气概和浓厚饱满的政治热情，也看不到西汉中期文人那种气吞山河的雄伟气魄和对专制统治的痛苦敏感。同时，文人的身份，也基本上是官僚兼学者的类型，他们的作品风格，以循规蹈矩加上渊博儒雅最为突出。
当然，所谓低谷，并不是说文学毫无成就，也不是毫无发展，只是成就较小而发展较缓。在这个漫长的阶段中，还是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尤其重要的是：到了东汉前期，在沉闷而荒谬的今文经学统治中，还出现了站在古文经学立场反抗正统，具有异端性和批判性的著作。王充的《论衡》，就是其突出的代表。就像在武帝时期正处于高峰状态的文学，因统治思想的确立，已经出现将要走向低谷的苗头，在低谷中，因理性精神的复苏，也预示了文学复苏的征兆。
第一节 五、七言诗的进展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指出：既然西汉前期的乐府民歌中，已经有了《江南》那样完整的五言诗，那么在本时期的乐府民歌中，应该有更多和更成熟的五言诗。只是由于民歌很难判定具体年代，又考虑到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关于乐府民歌的问题放在上一章讨论，而在本节中，只将它作为一个必要的背景提出。
其实，上述看法也可以通过年代明确的民谣来证明。《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是这样的：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这首民谣虽然语言较为朴素，但已经是隔句用韵，无杂言句的标准的五言诗形式。另外，同为《汉书》所载的成帝时民谣《尹赏歌》，也是这样的情况。民谣总是使用流行的形式创作的，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到了西汉后期，五言诗形式在民间已经普遍流行。
与此相应的，在社会上层，也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的写作。成帝宫中妃嫔班婕妤有一首《怨歌行》（载于《文选》），写得相当出色：
新裂齐绔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汉书·外戚传》说班婕妤为赵飞燕所谮，遂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诗盖为此而作。诗中以团扇自比，想象优美贴切，对后来的“宫怨”诗影响很大。此诗是乐府歌辞，属楚调曲。成帝时乐府非常兴盛，班婕妤（班固的祖姑）又是一位才女，她仿照乐府民歌的风格写出这首诗，是合情合理的。有人疑此诗为伪托，并没有可靠证据。
班固（３２—９２）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活动于东汉明帝、章帝时期。作有五言《咏史》诗：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此诗歌咏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语言比较质朴，但叙述还是很简洁的。诗中引进了冷静的理智成分，表现出文人诗的一种特点，在这方面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由于班婕妤的身份比较特别，《怨歌行》又是模拟乐府民歌之作，所以可以认为，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它标志着五言诗体正式登上了文人的诗坛，开始全面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后代很盛行的“咏史”题材，也以此为起点。
西汉后期的七言诗没有留下完整的作品。但是，《文选》注引刘向的《七言》诗，尚有六句，据所写内容和用韵情况大体可以推断：这六句当出于一首，诗型当是完整的七言，不带杂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韵。其内容亦有新颖之处。如“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宴处从容观诗书”、“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这是以前和同时代的诗歌中所没有的，而在魏晋以后的诗歌中成为重要题材，也值得注意。东汉前期，据《后汉书》载，杜笃有《七言》，东平王刘苍有《七言别字诗集》，作品无存。另外，《古文苑》所载班固的《竹扇赋》，由二句一转韵的十二句七言句构成，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首完整的准七言诗。综合以上情况，大致可以这样说：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七言诗虽仍不兴盛，但一直有若干作者在写作，其形式也正在消除楚辞、楚歌的痕迹，向整齐的七言诗型发展。
附带地说一下楚歌的情况。在本时期中，楚歌的创作已显然式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汉后期，有息夫躬的《绝命辞》。息夫躬于哀帝时入仕，“数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