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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诗人风格的概括，不管其褒贬如何，大体能做到简要准确，这是不容易的。如说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说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都得其大端。有时用形象化的语言，写出属于主观感受的评语，如论范云、丘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之微妙处，本不易说，作者以诗的语言来评论诗，不失为一种办法。后世的诗话，受此影响很大。总之，《诗品》论述问题，不像《文心雕龙》考虑得细致稳妥，但也没有《文心雕龙》折中、矛盾的毛病。对诗歌的抒情特点和美的特质十分重视，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这是它优于《文心雕龙》的地方。评论、判断，既有精当之处，亦有偏颇之辞。它被尊奉为中国古代诗话之祖，在诗歌的专门研究上，具有开创意义。
第四节 萧纲、萧绎及其他
梁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作为政治家，都失败了，作为文学家，开创了影响很大而颇有争议的新风气。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文学观念，有着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
萧纲的文论，散见于各篇书信。总的特点，一是重视文学与个人生活体验（而不是理念）的关系及抒情特征，二是反对宗经复古，三是提倡雅俗结合。《答张缵谢示集书》说：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为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成风；秋雨且睛，檐梧初下；浮云在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喷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开头一节，强调文学的价值，与《文心雕龙·原道》篇的开头大意相同，但并不转向宗经。继而对扬雄、曹植菲薄文学的意见表示不满。最后一段铺张之文，与《诗品》论诗的缘起与抒情功能，只是辞面小异，意思全同。“寓目写心，因事而作”，正是强调诗是生活感情的表现。《与湘东王书》说：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闸缓。……
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
这封信理应视为南朝最重要的文论之一。作者明确提出，经典有经典的用途，同抒情的文学是两回事。文学作品去模仿非文学的儒家经典，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作者是否有意已不可知，但其立论与《文心雕龙·宗经》之针锋相对，是显而易见的。作者还指出，文学创作，历代各异，不相蹈袭，不能以某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言是非。最后“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是以自谦之辞，表示肯定的意见。即古人无非是各言其志，自成一家，则今人也不妨如此。这些话都说得很透彻，很有见地。其实，魏晋以来文学的主流，正是脱离经典的规范，不断翻陈出新，只是没有人公开提出这样的理论观点罢了。信的开头，攻击“京师文体”有浮疏阐缓之疾，后面又说谢灵运诗“时有不拘，是其糟粕”，学谢的人“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都是反对过于典雅深密的文风。这同反对宗经复古也是一致的。萧纲诗或学民歌的俗艳流荡，或为新体诗的轻快圆转，所以在理论上，也反对过分雅化，要求雅俗结合。《劝医文》更明确说：“或雅或俗，皆须寓目。”关于这一点，《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得最详细，《概说》中已经提及了。作者萧子显与萧纲的关系很密切，诗风也相近。
萧绎的文学观，主要反映在《金楼子·立言》中。他把“古人之学”分为“儒”与“文”二类，又把“今人之学”分为“儒”、“学”、“文”、“笔”四类。从儒与文区别来说，是要分开经学与广义的文学；从文与笔的区别来说，是要分开实用文章与抒情诗文。这种细致的区别，是前人未有的。既然把经学与文学分开来，他当然也不主张文学去宗经了。至于文笔的区分，萧绎能够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强烈的抒情特征和声音与辞采之美来确定“文”的概念，代表了南朝人对文学性质之认识的新水平，这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萧纲、萧绎的文论虽不像《文心雕龙》、《诗品》那样具有系统性，但他们在一些涉及文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见解。如主张情感的解放（所谓“文章且须放荡”），重视文学的特性和美质，反对经典的束缚，提倡新异的创造等等，都反映了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进展。但长期以来，他们的观点不但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这本身又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同为梁代的萧子野，在其《雕虫论》中表达了与萧纲、萧绎完全不同的文学思想。“雕虫”的题名，就是取于扬雄《法言》中以经学观点菲薄辞赋的话：“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文章开宗明义：
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
文章的大意，是以儒家的教化观念为根本，认为自楚辞起，已是“思存枝叶”，对于这以后的文学，基本上都取否定态度。即使它对南朝文学的某些弊病，能提出切中的批评，但根本否认了不能为维护统治秩序发生直接作用的一切文学作品。这比刘勰的宗经，走得更远了。
另一方面，在北朝也有同样情况。西魏时，宇文泰曾命文士苏绰仿《尚书》体作《大诰》，以革除南方文学的“浮华”之弊。又据《北史·文苑传》：“绰之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萧子野与苏绰的文学观，关键实际不在于提倡朴素反对华丽（这属于美学风格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否认文学有存在的价值（他们推崇《诗经》，并不是把它看作文学作品），也否认有实用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区别。这对于文学发展当然是极其不利的意见，对于后代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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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隋代五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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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公元五八一年，北周勋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此前长江以北及西南地区已为周武帝所统一，隋的疆域广大，势力壮盛。而与之对峙的陈朝，版图退缩至东南一隅，陈后主君臣又懦弱无能。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造成了在分裂长达三百多年的中国重新实现统一的时机。五八九年，隋军渡江南下，一举灭陈。
犹如短暂的秦王朝为汉王朝的长期统一作了准备，隋王朝再次充当了仅仅是前驱的角色。隋文帝死后，隋炀帝在全国统一的基础尚未牢固的情况下，便滥用民力，以满足其享乐的欲望和开边的雄心，激起全国的大反抗。而后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唐朝（公元618年），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繁盛的时代。
隋王朝的迅速崩溃，也如秦亡之于汉，给予唐王朝统治者以极大的教训。作为开国君主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心胸开阔、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执政以后，“以史为鉴”，以谨慎而又果敢的态度，很快调整了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并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广大农民的处境，恢复和发展生产。其后经过高宗、武则天时代直到玄宗前期，唐立国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大体保持着上升的势头。太宗时期的�